《支離破碎的團結》是繼何明修在2014年英文版專書Working Class Formation in Taiwan Fractured Solidarit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1945-2012加以翻譯與改寫。這本中文版主要是從歷史制度理論考察國營事業，特別是台灣戰後煉油廠與糖廠勞工受到族群、黨國體制和內部勞動市場的影響下，所形塑出行禮如儀、兼差打工和瑣碎協商的隱性抵抗，以及自主型工會運動形成的公開性抵抗，前者隱性抵抗所生的內衍性變遷最後導致公開抵抗的外衍性制度變遷。此外，何明修更是在中文版加增了民營企業勞工的順法抗爭與修法抗爭。若說這本中文版是特別關照台灣獨特的歷史脈絡與台灣勞工的抗爭過程，何明修企圖書寫的是一本台灣勞工運動發展史。

然而，不管是在台灣的歷史脈絡或勞工抗爭過程，我們看不到女性勞工在台灣歷史的身影，也聽不到女性勞工在台灣勞工抗爭的聲音，特別是何明修在書寫1990年代台灣關廠工人抗爭過程中，忽略女性勞工在全國關廠工人抗爭中所扮演的角色。關廠女工所建立起跨越廠場的團結基礎並不是如傳統馬克思所言的階級意識，反而是更傾向一種文化的意涵，一種如具海根在《韓國工人》[1]描述韓國工人在經歷不公正所表達內心的怨恨，特別在遭受到資本家強烈的壓迫，這種恨的意識就越容易被激發出來而形塑出韓國工人的抵抗。台灣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的團結基礎除了建立在對資本家的"恨"，同時也建立在對國家無能解決勞工問題的"悲"，與作為女人付出一輩子青春卻甚麼也沒有得到的"怨"，台灣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的團結基礎不但僅只是建立在生產過程中對於資本家的抵抗，更多是建立在台灣女工在當地的日常生活中的抵抗。這並不因此就意味著台灣女工在台灣的歷史脈絡和勞工抗爭過程是單一的主體性。儘管有些關廠女工在面臨經濟壓力與傳統父權家庭對於女性的期待而放棄了抗爭，台灣關廠女工的抗爭仍舊挑戰台灣勞動運動史長期對於女性勞工作為主體的忽略，也挑戰了在全球化經濟的威脅下，台灣關廠女工如何透過在地的文化所發展出抵抗的基礎。性別的考量補充了何明修僅透過族群、黨國體制和內部勞動市場所形塑出的勞工抵抗，也補充了何明修在討論世界體系理論缺乏正視女性勞動力在正式經濟所遭受到的邊緣化與剝削。

誠如何明修不斷強調的，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化是在既存的、與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碰撞所形成的，階級的形塑並非在真空中形成，而是鑲嵌在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制度。因此，勞工所發展出各種抵抗的策略是必須要放置在歷史制度下來加以考察。然而，何明修似乎悲觀地認為既有的歷史制度侷限了勞工反抗的策略，造成國營事業內部勞工分裂的團結，甚至在民營化的影響下，工會運動最後變成只關心廠場工會的自身利益。歷史制度的變遷或許限制了勞工反抗策略的形成，但是未嘗不也同時提供另外一種轉變機會擴展了勞工的抗爭?2010年勞動三法修改，新工會法正式將廠場為範圍的產業工會從區域為範圍的產業工會區分出來，正式命名為企業工會，並且仍舊維持單一性。以混合國營與民營事業的中華航空公司為例，面對華航企業工會的不作為與單一企業工會的限制，華航第三分會在2015年11月成立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企圖走出單一企業工會的組織限制。在資方分別就更改報到地點與片面要求簽訂勞基法84-1，職業工會在與資方協商沒有結果之後，發動了台灣航空業的第一場罷工。近日更是協助長榮航空公司的空服員與資方進行團體協商，與協助遠東航空企業工會抗議資方不當資遣企業工會成員。空服員職業工會所發動的罷工與抗爭呈現了另外一種國營事業勞工的抗爭型態與面貌，也將制度變遷的限制轉化成一種改變的契機。在2010年勞動三法修改仍舊將企業工會維持單一性，與持續強化勞動力彈性化的情況下，這個以女性空服員為主所組成的職業工會在制度變遷的限制下發動的罷工與抗爭具有其時代與社會的意義，也稍微紓緩了何明修對於國營事業的勞工抗爭最後只關注廠場工會利益的悲觀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