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日本政壇最大的事件，就是石破內閣在稻米價格上的控制不當，加上原本的農林水產相江藤拓一句「我沒有買過米，我家的米都是支持者送來的」引發巨大的民怨，被媒體稱之為「令和米騷動」。石破首相被迫緊急換上前首相小泉純一郎之子小泉進次郎。原本在擔任環境相的小泉上任之後馬上指示釋出原有政府所持有的儲備米，透過超商、大賣場等通路快速進入流通區塊，馬上獲得許多民眾的好評，但也破壞了原本日本稻米的運銷體制，使得JA等既得利益者對石破內閣產生頗多怨言，進次郎的做法頗有當初其父改革日本郵政的風格，小泉純一郎在第一任首相上任後，有鑑於日本郵政掌握過多國家資金，不利於金融業發展，推出法案將原本巨大的怪獸企業日本郵政公社拆分並民營化，同樣面對了巨大的保守派反對聲浪，小泉內閣甚至總辭解散國會，再一度在大選中獲勝的小泉內閣獲得巨大的民意支持，也讓小泉內閣成為日本歷任內閣中少數可以長期穩定執政的執政團隊。石破內閣所接受到的反對派衝擊相對小泉內閣要少一些，但對自民黨來說，鄉村地區的組織票對於鞏固政權來說是重要的票源，得罪JA等同於自斷雙腿，如何透過改革力量拓展更多的選票，會是自民黨一把重要的豪賭。
分析令和米騷動事件的成因，大致可以分為遠中近三大方向：
日本長期的農村人口流失，使得農村勞動力不足，貿易自由化帶來大量外國糧食侵蝕到日本糧食自給率，稻米雖然是日本對外貿易談判的「聖域」，長期的過度保護，使得經銷模式僵化缺乏彈性，面對市場波動的因應能力變少，蓄積成為了本次事件的遠因。日本的糧食自給率自1970年代以來長期走低，至2020年代穩定於37%-38%之間，為OECD國家中最低之一。雖然稻米的自給率理論上接近100%，但在整體糧食系統中，日本高度仰賴進口飼料（如玉米、大豆），間接牽動整體農業生產與土地配置，近年來日本的耕地雖維持在49萬公頃左右，水田比例有下降的趨勢，休耕地逐年增加，日本政府實施多年的「減反政策」意圖在調節稻米的產量跟透過境內支持提高稻米賣價，避免稻農受到成本衝擊，和台灣之前的休耕政策和近年推出的綠色對地補貼有些類似，對於銷售價格的強力控制也讓日本在WTO中屢次遭到其他會員國抗議，日本政府不得不在2017年宣布停止由中央實施減反政策，有關稻米生產的控管下放至各都道府縣政府自行決定，但實際上由於日本官僚體制的結構，農水省對於最終的數量仍都還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負責銷售日本稻米的JA也心知肚明，繼續以國產米的總經銷自居，持續調控稻米價格。日本本身也有類似台灣公糧收購的「備蓄米」制度，主要用於調控緊急狀態的國內稻米供應，儲備量約一百萬公噸，對應日本全國消費約兩個月使用量。雖然在減反政策逐步退場之後，某些JA開始發掘具有地方特色的米進行行銷工作，透過共同銷售體系將市場活絡化，拉高不少國產米的銷售量，更多農民仍選擇將收穫後的米全權交由JA處理，手握最大米資源的JA組織龐雜，固有的經銷體系綿密且層次繁複，使得對於市場波動的因應難以快速彈性化，是本次令和米騷動的遠因。
中期因素主要為Covid-19疫情造成國內消費減少，國外引進的勞動力也因封城而中斷，日本農業面臨前所未有的人力與物流挑戰。尤其農業勞動力長期仰賴高齡者、打工度假與外籍技能實習生，疫情導致國際人員流動限制，使得外勞供應斷裂，許多農家在最需要人力的春耕與秋收季節無法取得足夠工人。同時，防疫限制也使得農產品集貨、分裝、加工與配送出現遲滯。即使稻米成功收穫，也可能因倉儲與流通系統受限，無法順利進入市場。這種斷鏈效應在短期內並不顯著，但在疫情逐步過去、需求回升的2023年後開始爆發：農地閒置比例增加，部分地區種植面積未能恢復，加上農業人口老化與退出，導致整體稻米供給能力逐漸惡化。因應此勞力不足的現象，日方也致力於開拓智慧型農機的使用比例，現在各農機大廠(洋馬Yanmar、久保田Kubota、井關電機、三菱農機等)均有可自動化操作的耕耘機、插秧機等水稻用農業機械上市，各大學也接收到政府指示開發農業自動化機械的命令並投注人力進行研發，目前開發成本仍處在回收階段，產品售價仍非大多數農民可輕易購置的水準，現有老農大多還是選擇使用舊有農機進行操作。稻米生產比起其他更耗人工的農作如果樹、蔬菜栽培已屬可高度機械化的範疇，尚有如此嚴重的缺工問題，農業領域整體的勞動力不足情況可見一斑。因此有許多灌溉或機械較困難的地區會被農民放棄耕作而形成荒地，這些大多位於平地與森林交界，坡度較陡須以梯田模式經營的場域稱為「中山間地域」，面積大約是總耕地的四成。日本政府對於此投入許多行政資源，包括改以旱作經營，鼓勵農企業租地經營，提供支援金等。
而引爆整個稻米供應不足的因素肇因在2023年至2024年，氣候異常（例如夏季酷熱、降雨不穩）造成稻米生育障礙及誘發病蟲害，導致日本多個主要稻米產地出現明顯減產。以新潟、秋田、山形等地為例，部分品種稻米年產量較前一年下滑超過5%至10%。同時，隨著疫情管制解除，觀光業與餐飲業迅速回暖，業務用米需求明顯上升。特別是便當店、食堂、連鎖餐廳等業者，對廉價白米的需求急速擴大。供應減少、需求上升，直接推高了市場價格。以2024年下半年為例，標準等級的業務用米價格年增幅度高達30%至40%，家庭用米也出現緩步上升趨勢。這種米價飆漲的現象，不僅造成低所得家庭的負擔，更引發社會焦慮與搶購潮，成為媒體報導焦點，引爆所謂「令和米騷動」。
小泉農水相為何敢甘犯大不諱，直接挑戰JA全農，要從日本稻米的流通體系來談，歷史上高度依賴「全農」體系，具有以下幾項特徵：
1.產銷一體、集中拍賣：大多數農戶透過地方JA出售稻米，再由JA全農進行統一拍賣與分配。這種制度對保護農民收入與維持價格穩定有貢獻，但調整速度慢，對市場波動反應遲鈍。
2.生產者弱勢、零售壟斷：農民議價能力有限，主要透過合作社與批發商出售稻米，最終由大型零售通路主導價格。當市場供應緊縮時，農民難以獲得合理溢價，反而由中下游業者（尤其是大型零售與超市）掌控價格與庫存分配。
3.地方品牌化與分割銷售：地方政府與農會長期致力於推動「地產地銷」與品牌米（如魚沼越光米），造成市場區隔化嚴重。在產區無法快速調撥稻米至需求旺盛地區的情況下，某些品牌米因過度集中銷售區域，而無法迅速輸入全國市場，造成局部性短缺與價格飆升。
4.儲備系統失靈：日本雖有稻米公糧制度與儲備庫機制，但在市場價格劇烈波動時，釋出速度與量能有限，無法有效抑制民眾不安與投機性購買。
本次透過政府直接釋出儲備米，並且跳過JA經銷，直接讓一般超市跟量販店專案標售後鋪貨，對於一般民眾來說，能立即買到價格適宜的白米，能減輕對於糧食的焦慮，同時農水省立即跟外國洽詢輸入稻米的可能性，和日本米口味相似的台灣蓬萊米在米商穿針引線之下立即向日本出口，填補消費缺口後整個消費市場開始穩定下來。保守派丟出儲備米都是存放很久的「古米」，意圖利用民眾對於白米的食味挑剔開小泉的後門，但媒體街訪的結果民眾對於這一點的意見反應不大，認為只要多放點水炊飯就可以了。石破政權看似度過了一個難關，小泉進次郎漂亮地解決這次民意騷動，獲得更多民意支持，未來勢必在自民黨內能斬獲更多政治權力。「令和米騷動」的爆發，並非僅僅是農產品價格波動的常態現象，而是一次對日本整體農業政策與糧食安全體系的實質考驗。其深層原因來自自給率過低與生產調節機制的長期僵化；中層動因則來自COVID-19對農業勞動結構的衝擊；近期則受到氣候異常與市場失衡的直接影響。更重要的是，稻米通路體系內部的結構性遲滯與利益分配不均，也加深了民眾對制度的不信任。未來若未進行通路改革、提升農業彈性、強化區域應變能力與調節儲備機制，日本糧食安全問題恐將持續惡化，而「米騷動」恐怕只是更多社會不安的前兆。
在解決市場短期供需失衡的危機之後，農水省發出更多對策，包括釋出公糧的標售對象除了供應超市小包裝給民眾購買之外，也開始開放給便當店、食堂等大眾飲食需求面向的B2B模式，能將庫存更快攤平成本。同時透過全國可連線的POS系統，每週五統計當週平均的稻米終端價格，包括銘柄米(單一品種，如魚沼越光米)、ブレンド米(混合米，以多種品種混合的品牌米)及政府釋出的儲備米，以一般商店和連鎖超市為調查對象分別列出，並依照區域分開統計，提供政府作為控制儲備米釋出和進口數量的依據，也讓稻米價格更加公開透明。儲備米的釋出價格約在2000円，採取限購措施，目前店頭販賣五公斤白米均價已從最高峰的4300円下降到約4000円左右，離騷動前的2500円仍還有一段很大的下落空間，預計在今年十一月新米陸續收穫之後，可以逐漸回穩。同時修正國民生活安定緊急措置法，禁止轉售稻米的行為，以防止有人囤積稻米之後再進行牟利。
令和米騷動事件除了影響到一般民生用米之外，以米果加工為大宗的日本製菓業、清酒釀造的酒造業也受到衝擊，原料雖然和一般用米不同，但也受到氣候減產影響產生成本提高的情況。不過日本專用米使用大多採取企業契作模式，由會社自己或委託專業農戶進行生產，收購模式較為單一，受到批發商影響的幅度較小。
令和米騷動實際上已讓日本政界思考對於稻米貿易的可行性：進口一般品質可供國民平價食用的稻米，具備高價潛力的品牌米可加速出口賺取更多外匯。更多呼籲檢討的聲浪則是關於白米產銷的體制急需改革，就像二十年前拆分日本郵政這隻巨獸一樣，JA會不會是下一個被動刀的對象？不過JA本身為複數的農民組織團體，還是會期待各JA扮演好在地區協調農業生產資源的角色。
看到日本發生糧食供應的危機，對於同樣以白米為主食的台灣來說，糧食供應的結構是否必須要重新進行審視？台灣的白米運銷模式也屬於特許行業，必須取得糧商執照才能夠經營，取得糧商的身分則不限於只有農會，一般私人企業也可以取得，除了公糧收購幾乎都委託農會進行之外，商業品牌的稻米進貨和農民組織並不會完全掛勾，政治力干預的成分比日本輕微。不過台灣白米運銷的問題主要在公糧佔比過高，農民對於產量的意識優於品質的意識，以繳交公糧為目標的農民，其生產技術可能就不如和米廠或農會簽約生產商業米的農民，另外產量為王的想法使得農民選擇種植品種時大多以高產品種為主流。碾米廠除了向附近農民自由收購稻穀以外，現在逐漸有品牌化的趨勢產生，農糧署也輔導成立多個稻米專業區，以供應市場甚至外銷為取向進行稻米生產，許多近年由農改場開發的新稻米品種，也在專業區獲得大力支持。例如新屋地區生產桃園三號芋香米、台中霧峰地區生產益全香米、二林地區生產台中194號、後壁地區生產台農71號、關山池上地區生產高雄139號等。台灣目前稻米品種的開發，仍是以鮮食為目的取向為主，國內隨著日本清酒流行進入，也有酒莊開始嘗試以台灣米釀造清酒，不過尚未有特有的酒米品種供應，後續已有研究人員投入育種跟引種之程序，未來台灣有自產酒米釀造的清酒是可期待的。
台灣往日本出口稻米難度並不高，除了品種相似外，台灣農民也熟悉粳稻的種植方式，可生產出適合日本人口味的稻米，目前也有市場主流的越光米品種在台灣生產。台灣相較日本一年可多一次收穫機會，產量充足，以往由於日本的保護措施，日本商社也不太會向台灣採購稻米，但米騷動事件之後，開始有穩定向台灣採購稻米的策略形成，國內業者也已做好準備對外銷售。日方相當注重生產責任及食品安全的議題，2008年開始台灣已有產銷履歷制度，從生產地目、生產使用農藥及肥料、收穫稻穀數量、最終碾製數量等都有完整紀錄，並由第三方驗證單位監督及抽驗。稻米專業區的糧商業者也幾乎都導入此驗證系統，配合農藥快篩技術發展，檢驗成本降低及速度提升，對於食品安全的保障更加明確，也更能贏得日本市場的信任。
台灣土地是稀缺資源，在各方都在覬覦農地開發的情況下，強化農業本身的產能跟價值，才有辦法讓農地發揮供應糧食及保育國土的雙重功效，避免遭到資本蹂躪。日本在米騷動之後，也開始思考「地產地消」的可能性，藉由降低物流層次，以社區支持型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的模式來重新建構稻米及其他農作物的消費模式，對於城市近郊的農業來說很適合，也能建立強韌的信賴關係。台灣之前也有部分人士在倡議CSA農業，不過現在還是在小眾範圍，主因仍在台灣城市近郊的農業規模過小，常常以設攤銷售方式就可完售，較有規模的農場也較無人力處理客戶溝通問題，交由批發市場銷售較為節省行政成本，CSA在台灣發展仍需要再凝聚共識，並增加除了農業產品之外的附加價值。以市場拉力取代政府政策推力，在日本及台灣多年來的政策補助都以較令人失望的結果收場下，應該會是農政機關轉換思考方向的一個契機。未來在開始拓展外銷市場的情況下，開始降低公糧儲備量鼓勵業者將良質米投入市場經營，會是台灣稻米產業另一個升級的重要關鍵，期待未來台日雙方以稻米進行雙邊農業交流，也是從日治時期在竹子湖育出蓬萊米之後，更進一步深化兩國羈絆的方式。
作者 林弘仁 社團法人台灣良好農業規範發展協會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