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反送中運動開始，香港人前所未有地投入國際戰線，宏觀上利用美中對壘的地緣政治格局，再配合利用香港的特殊經濟地位，透過推動外國制裁香港並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向素來倚賴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進行投資貿易丶引入資金的中共構成壓力。毋庸置疑，這舉動產生了空前的震盪，促成美國一連串舉動，包括美國國會在2019年11月正式通過《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開啟美國制裁香港官員的年代；在2020年5月美國時任總統川普正式取消美國對香港獨立關稅區的承認，令香港往後跟中國再沒有任何差別待遇。香港遭受致命打擊，香港產出的商品更首次被標籤上中國製造，凡此種種都進一步令香港品牌的價值下降。

中共固然沒有坐以待斃，他們有心反制但當然無力抗衡國際間對其日漸強勢的圍堵，因此他們只能把惱火轉移到香港內部。2020年六月底，中共人大常委會在香港強推國安法，用中國的恐佈法理清洗香港公民社會和民主派領袖。黎智英丶黃之鋒及一眾參與民主派初選的年輕政治領袖如岑傲暉丶何桂藍丶鄒家成丶梁晃維丶張可森丶劉穎匡等全數入獄。僥倖僅存的民主派領袖亦要流亡收場。過去一年，中共不斷採取人質外交策略，全方位肅清香港反對力量，香港街頭抗爭過去的熊熊烈火已經不再，不少香港人相繼流亡或選擇移民到海外。在此重要關頭，究竟國際線能否擔當更大的角色以配合香港民主運動，甚至進一步施壓中共呢？

要討論新國際線的發展，究其原因是因為短短兩年世界及香港局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轉變，過往大家所提倡的短期制裁目標其實已經達至，所以如果香港人一成不變，維持用過去的游說策略，恐怕不能夠作出有效回應。因此，國際線有必要改良並深化，其中可以有兩個進路，一是結合對中國現時的政經分析，勾勒出香港國際線下一個可以操作的政治運動，連結更多盟友作出天下圍中；二是持續壯大香港海外社群，增加香港在國際間的影響力，及準備好後勤支援角色，以緩衝本地再出現下一波政治打壓所帶來的震盪餘波。

未來局勢關鍵 世界必須把握時機 挫中共銳氣

過去不少國際傳媒都曾經詢問我為什麼習近平會不惜一切，明知國際社會會作出反制措施，都要破壞香港的國際地位和收窄香港人政治自由。我相信這與習近平在明年尋求第三度連任中共總書記的情勢有關。自習近平上任，不少學者和評論員都已經分析他打破了中共近代的「韜光養晦」外交方針，更強調中國的民族復興運動，用民族主義創造無限外敵，綁架人民對政權的支持，促成了中國現時人民普遍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到處採取戰狼外交的狀態。另一邊廂，習近平更追求個人權力，用盡辦法打壓政治對手，將權力集中於自己身上，打破文革後中共所採取的集體領導模式，令黨國體制趨向更不穩定。更有學者揚言習近平是代表了極左路線的再興起，擔憂他是21世紀的新毛澤東再現。

在此，先不討論他是不是模仿毛澤東的路線，但肯定的是他崇尚權力集中，亦肯定將明年連任事宜視為他建立個人王朝的重要一步。因此，如果它可以平定香港長達多年的「內亂」，壓抑本土思潮，改造香港人思想，迎來民心回歸，那麼這無疑是他尋求連任的最大功績。按此邏輯，我們或可以預期本年初港共政權對參與民主派初選的人進行大搜捕只是一連串打壓的開始，為了確保習近平連任路上不存在掣肘，其他在香港公民社會的反對聲音都應該會被扼殺，香港乃至周邊地區的局勢恐怕只會越來越差，以配合習近平渴望的歌舞升平的登基大典。

正因如此，香港新的國際線應該以此為根據，嘗試阻撓習近平的春秋大夢，即使我們不太可能完全阻止他尋求連任，但至少要在這過程中產生足夠大的張力和壓力，令他的管治威信在黨內和國內產生一定程度動搖，不能讓他感覺一勞永逸。一旦習近平毫無阻力地成功實踐他的政治野心，到時香港和周邊地區只會更加危險，因為假若他已經先安內，那麼充滿野心的他繼而必定攘外。故此，台灣不少學者以及美軍的印太司令也判斷未來數年中共侵台風險大增，大家必須及早防備。

在此情況下，國際線應該作出超前部署，思考如何在未來一年加緊對中共的圍堵。首要目標必定是呼籲全球杯葛明年北京冬季奧運，不要讓「運動不應扯上政治」這些有利中共的混帳說法蒙混過關，因為一旦各國在明年毫無顧忌地參與中國舉辦的這場運動盛事，中共很有可能可以洗白其國際形象，讓大家忘卻它在到處侵犯人權的惡行和瞞報疫情都是全球爆發武漢肺炎的人道危機。假裝中立，無視世界局勢轉變及中共可以如何利用事件成為外宣戰的一部份，是天真的行為。當下之急，香港人應該聯同自由世界的其他盟友給同樣被中共霸凌的人合作，先不要讓奧運在中國舉辦，沒有理由為習近平的登基大典作嫁衣裳，令其「錦上添花」。

其次，香港人在國際線上應該要持續抗衡中共的外宣和資訊戰，持續提醒國際社會中共在香港丶西藏丶維吾爾所犯下的政治打壓罪行，以及需要國際社會盡快團結向中共就疫情暪報問責。藉此鼓勵各國政府丶世界衛生組織調查武漢肺炎爆發原因並向中共索取賠償。絕不能夠姑息令到全球死傷枕席的中共。這部份需要各國公民社會及國際組織鼎力參與，在民間造成相當大的力量，創造迴響和足夠多的資訊，才能抗衡中共外宣。香港人宜利用過去累積不同國家的人脈，串連不同人，形成跨地域的全球聯合行動，盡快向中共構成壓力，同時震懾任何有意跟中共合作的人，包括大型企業和政治人物。

另一方面，香港人有必要聲援多次為香港出力的台灣人。因應台海局勢有機會越來越差，中共未來數年對台灣更虎視眈眈，香港人有責任善用多國聯繫，呼籲他們務必制止中共出兵攻打台灣。尤其未來國際焦點勢必放在印太地區，我們需要幫忙游說澳洲丶印度丶日本和美國現時組成的「四邊安全對話」（QUAD）進一步跟台灣組成軍事防禦聯盟，抵抗中共入侵。一旦台灣失守，不只是台灣人，日漸龐大的在台港人社群亦都會遭受刧難，整個東亞的局勢一定會更加失衡。因此，我們有需要呼籲中國周邊強國多點跟台灣簽署軍事互助協議，形成亞洲版的迷你「北約」，結構性地構成阻嚇力，形成印太的「再平衡策略」，防止中共的軍事擴張。長遠而言，海外香港人更應該幫助台灣提升其國際地位，游說美國政府放棄戰略模糊政策，更為清晰地台灣進行一切有必要的官方交流，並幫助台灣在國際組織佔一席位。要相信，台灣作為亞太的民主燈塔，處於抵抗中共威權的前線，所以一個強大的台灣可以對中共產生最大的牽制，亦是對印太局勢穩定構成最為關鍵的要素。

結合上述意見，我們才有可能構成一幅藍圖，瓦解中共在環球的影響力和計謀，透過串連更多人圍堵中共，進一步促成它自我內耗。中共無法在全球得以擴張，管治威信下降，變得弱勢，才有可能打開另一扇窗讓我們看到生機。

但除了加強我們對中共的了解並設計全球圍堵中共的劇本，同一時間香港的國際線應該超越過去只停留在游說之上。畢竟，現時已經有不少人投身倡議工作，各國政府亦不可能永遠像2019年投放最大的心機在香港身上，所以倡議工作很快會面臨飽和跡象，所以我們需要有不同的領域讓海外香港人發揮所長。同一時間，我們就要壯大香港人海外社群，透過組織化的工作連結起來，在文化丶學術丶經濟及政治工作上實現不同的分工，才能為香港運動帶來最大的助益。

文化上，海外香港人需要在全球不同的國家組織香港同鄉會。首要目標當然要透過這組織團結散居全球不同角落的香港人，互相認識大家，編織社區網絡，大至政治議題小至日常生活都能夠作出援助和交流，長遠保持社羣能量，增加大家的向心力。具體操作方法固然要相討，但可以參考全美台灣同鄉會和歐洲台灣同鄉會的做法，定期舉辦不同聯誼活動，規模可大可小，不論是電影分享會丶聚餐丶香港歷史教育班丶還是舉辦夏令營教授在外地出生的下一代香港人廣東話，這些都是對建立海外社群最基本的工作。值得留意的是，同鄉會的成立絕對是香港身份認同確立的一大象徵，直接挑戰中國同鄉會的權威及中國人的身份意涵。香港人絕對不能夠在海外再被中國人這身份包袱捆綁，務必要建立起自己的主體。建立的過程也是一種自我探索的過程，久而久之香港人這身份才能在海外社群和在外國人的知識領域中鞏固起來，讓全世界得知香港人就是香港人，不是什麼中國人。

其餘方面，有心的海外香港人也應該透過同鄉會的網絡或設立其他文化組織將香港影視飲食文化宣揚出去，令更多人得知香港文化的獨特性和吸引人之處。只有這樣做才能夠令大家對香港社群產生文化自信，另一邊廂也才能夠使用這些軟性手段凝結更多朋友，未來要推行任何運動也才可以比較容易動員起來。

學術上，香港人長遠有必要設立自己的智庫及香港研究中心，將香港研究推到世界上。在後國安法年代，香港的學術自由已經被嚴重限制，不少學者已經出走香港，就算留在香港亦難以避免要作自我審查。過去香港研究這學科的設立本來就「得罪」中共，當中原因當然無關學術，而是政治的考量，擔心香港研究過分強調並鞏固了香港的主體性和特殊性。未來，隨着香港學術界逐漸被中共控制及統戰，在海外設立香港研究的需要便大大增加。這也涉及到唯有在外國學術圈子建立起香港的特殊性，才可以進一步增加香港故事對於世界的重要性，亦可以促使世界了解香港並與中國區分起來。情況就像近年在北美逐漸盛行的台灣研究，已經開始獨立運作起來，不會再被視為中國研究的一部份，對於西方世界正確了解台灣有莫大益處。

在全球成立香港研究中心，箇中除了有政治的意義外，更是將香港的故事用理論化的角度說出去，在學術論述上客觀地說服他人香港的重要性和其與世界的關係。例如香港電影文化向來就是受西方學界所重視，因為香港電影一到影響荷里活文化對西方電影世界帶來衝擊，而香港電影又跟中國電影有莫大的不同，所以研究香港電影本身已經可以成為一個香港如何影響世界的命題。至於例如研究中共如何在香港進行統戰，以商逼政，透過與香港資本家權力合謀進行統治收編，出賣香港人利益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因為中共在香港的拿手好戲其實也在世界不同角落每天上演。中共過去透過一帶一路也是將控制香港的手段和模式複製到其他地方，所以了解香港本來就能夠更幫助世界了解一個曾經擁有自由的地方是如何逐漸淪陷，未來又可以如何防止威權擴張，保護一個地方的自主性。

除此以外，香港當然還有很多範疇都可以讓學者研究來對比世界，產出知識和經驗，為人類發展作出不同的些微貢獻。重點是，如果我們不趁着世界對香港感興趣的人越來越多的時候便開始在海外建立香港研究，建立智庫和資料庫，聘請香港人博士生，令香港成為一個熱門學科，恐怕很快錯過時機，令到未來研究香港的工作變得更困難。因此，我們有責任令香港人的聲音進佔外國頂尖學術圈，建立從香港人本位出發的觀點視角，將香港呈現給世界看。

經濟上，海外香港人應該努力創業或工作，用專業知識和資本創造海外港人生態圈，長期資助本地民主運動。九十年代，香港人因為發生六四天安門悲劇之後大規模移民到海外，逃避共產政權。問題是，過去海外香港人沒有動員組織起來，向心力便逐漸縮小。不少人甚至是抱着退休的心態，亦沒有用此機會在海外謀一番大事業。30年後的現今世界，假若香港人在海外能夠盡快融入當地社會，並用過去大家在香港累積的知識和競爭力在全球各展所長，那麼累積資本繼而貢獻運動其實是相當重要。一個地方的運動發展不可能沒有「民族資本家」背後支持。他們不一定是第一線的運動參與者，但他們會是第一線參與者的重要支持者。事實上，剛才上述任何一個倡議都需要金錢和募款，固然每個組織都應該自己思考如何自負盈虧才可以長期運作，但任何組織開首創立的籌備資金很可能就需要不同人的支持。因此，當不是任何人都適合組織政治和文化工作，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努力賺錢，然後踴躍地參與支持不同的政治和文化項目的發展，這樣會更快地令到香港海外社群壯大起來。

另一邊廂，我們需要自己的民族資本家亦都有它的政治意味，就是過去香港資本家往往跟中共合謀，向權貴靠攏，並沒有為香港本土利益着想。但當我們真的出現自己的民族資本家，亦都意味他們可以經濟水平有一定條件的情況下，又可以擺脫被中共紅色資本控制，創造建基於是有價值之上的經濟圈，需要的時候會站在人民一方支持運動。更重要的是，香港未來形勢有機會越變越壞，是想像假如中共下一個打壓的公民社會領域是傳媒界，然後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被中共勒令停業，導致記者大規模失業甚至陷入被逮捕的風險當中時，我們又可以如何拯救他們呢？這裏說的不只是人道救援把他們救出香港，更是在必要時在海外設立另一所傳媒企業聘請他們，讓他們發揮所長，繼續報導香港消息。類似的想法可以還有很多，但其邏輯終究不會離開海外要支援本地這套路。

因此，民族資本家整體而言可以因為自己的工作或者管理的企業闖出了名堂，因而累積了資本和名氣，令到不同的香港品牌在海外發揚光大，為世界所認識。過去認識一些其他民族的海外社群，他們不少人都可能身居政府高位，或者在不同公司企業擔任管理層角色，這也意味他們的能力受到當地人的認可和歡迎，這當然有助香港人融入當地社會，亦是展現出我們有能力貢獻其他地方，提高香港人形象。然後，這些民族資本家除了用自己的本業，還會透過公開或私下途徑對不同有關香港的活動的支持，會是對運動整體擔任關鍵性的因素。有其他所發揮的生態圈作用，也是一個好的機會讓未來因為政治立場不能夠在香港本地找到工作，並缺乏社會階梯向上流動的香港人才在海外尋覓發揮自己能力的場域。

由此可見，其實上述的倡議涉及不同領域，但又環環相扣。空有經濟支援，香港人身份自信還是會流失。只有文化自信，沒有物質基礎，香港人的勢力又不會強大。因此，踏入2021年的時空，香港人是時候擴充國際線的想法，不要只停留於游說，而是要活用國際給予我們的自由空間，盡力貢獻當地社會和香港社群，這樣香港人才會能夠建立自己良好形象，受到別人尊重。只要我們雙管齊下，一方面繼續深化我們的國際倡議方向，努力拉攏更多盟友在未來數年圍堵中共；另一方面壯大香港人在全球的影響力，發展出向心力強的香港海外社群，那麼即使光復香港的路或許艱辛和長，但只要我們眾志成城，我相信海內外香港人很快會重遇，香港也勢必光復。

 

 

 

 

 

作者   張崑陽 為香港流亡政治人物丶前學生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