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近幾年來遭遇重大的經濟危機，一方面面對中國當地產業對於台商製造業取代式的升級，以及中國薪資的上升，已嚴重削弱勞力密集的台商製造業的獲利基礎；在另一方面，台灣本土產業的前段班，又遭遇到韓國技術領先幅度的擴大，在全球化市場的競爭力大減。台灣產業受到全球分工鏈上下的擠壓，讓台灣在面對全球化經濟的不景氣，比起其他國家更缺乏正面的激勵因素。
更嚴重的是，因為中國對於台灣在國際主權的強烈壓制，使得台灣因為經濟自主能力的弱化，在政治與社會層面所面臨的衝擊，將比其他國家來得深遠。換句話說，台灣經濟與政治的密切聯結的關係，將隨著台灣與中國經濟實力與分工角色的不斷翻轉，愈發顯得複雜險惡。正因為如此，任何對於台灣產業結構有深遠影響的政策，它所可能帶來的政治後果，都應該被仔細的檢查。尤其，中國藉由"以商逼政"的大策略，配合細膩的經濟（ECFA）讓利，一步步地導引台灣經濟結構的質變與對中國的依賴。所以，兩岸特殊的政經糾葛，無法天真地完全以一般的市場法則來理解，而其所導致的政治後果，更可能成為台灣是否能夠持續保有民主生活方式與一定社會分配正義的重要關鍵。
因此，國民黨政府所提出配合台商回流的外勞配額放寬與基本工資脫鉤等政策，應針對台灣整體產業結構的利弊得失，這個長期脈絡來思考，並且進一步檢查這些政策對於台灣政治主體性與社會民主條件的根本衝擊。尤其在台灣政治漸漸陷入被資本集團壟斷與控制之際，經濟的質變，意味的可能不只是造成社會貧富差距逐漸擴大與中產階級新貧現象的產生，長期而言，也可能導致對於台灣政治民主資產的嚴重威脅。
為了彰顯對於不同經濟路線會有不同的政治後果（political consequence）這個思考面向，筆者嘗試提出一個"經濟政治學"式的切入點，不同於為社會科學學者所熟知的"政治經濟學"學派。筆者藉由"經濟政治學"一詞來討論經濟與政治的交互作用以及一個經濟政策所帶來的政治後果。比如說，兩岸經濟實力的消長對於台灣政治主體的弱化與政治核心價值的影響。當然，筆者無力也無意建立一個嚴格的學術性論述。相反的，筆者只想藉由"經濟政治學"一詞來強調，政治作為一個討論與關心的核心主題，經濟是一個關鍵的物質影響因素。經濟政策不應天真的被放在一個的政經分離的假設來制定，而應該就一個長期的經濟政治學式的戰略來思考。尤其，台灣正面對著國際主權弱化，軍事處於劣勢等挑戰，經濟已變成兩岸的重要戰略攻防目標與政治力實踐的關鍵工具。
貳、“經濟政治學”式思考的幾個基本命題
1960年代由拉丁美洲國家學者所發展出來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中，強調經濟邊陲國家與中心國家的剝削關係嚴重影響到前者的社會發展，並形成在世界經濟分工體系當中的經濟依賴關係。這個理論也曾經被部份學者拿來描述台灣早期對於歐美日經濟先進國家的依賴關係。但隨著台灣在科技製造業的發展與成就，在全球化分工鏈找到一個可獲利的關鍵位置。後來，隨著中國開放初期持續的發展，台灣廠商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在其成為世界工廠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個主要推手的角色。雖然目前中國的許多產業技術仍處台灣下游，但因為其經濟規模與市場的龐大，對於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在近十幾年來大量傾斜中國的台灣，中國已足以透過經濟對於台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等領域產生重大影響。
不同於先前依賴理論描述的現象，尤其是台灣與中國在政治上的敏感關係，加上台灣在國際上的政治弱勢，在兩岸經濟力量消長的過程當中，中國正有系統地利用台灣對於中國經濟體與市場的依賴，進行對於台灣政治基調的移轉。表面上看，我們似乎仍處於全球經濟分工的上游（雖然這個關係也慢慢地改變當中），但因為整體而言，台灣在經濟結構上趨向於對中國的依賴，加上中國對於台灣南部農產品大量採購等細膩的經濟操作，都已嚴重弱化了台灣在政治上的自主性。
對於這個現象，筆者先大膽提出"經濟政治學"式的幾個主要命題來作為討論的基礎，嘗試解析兩岸與台商經濟對於台灣政治的深遠影響。
命題一：經濟固然有其一定運行的市場邏輯，但經濟不是價值中立，任何的經濟政策與體制都將導致一定的政治效應與後果（political effect and consequence）。
命題二：經濟作為政治標的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經濟邏輯與政策的成敗決定了政治標的成功與否。
由以上兩命題，可以嘗試擬出以下的推論：
推論一：一個弱勢政治主權的國家，在面對其國際政治對手，經濟的自主程度與全球化分工鏈的戰略地位，將深刻影響國內政治的自主性，以及享有國際主權的程度。
推論二：經濟可以被視為一個比軍事力量更為有效的隱性政治工具。優勢國藉由其整體的經濟實力可以具體操控局部的市場或資本主義體系的運行來達成其政治目的。
不同於在依賴理論裡面所提的經濟長期剝削關係，政治上的優勢國也可能藉由翻轉一般的市場邏輯，局部地釋放龐大的經濟利益來有效地影響弱勢國的政治體制與走向，從而達到其優勢國的政治目的。而政治弱勢國在經濟戰略位置上的相對弱勢，也將慢慢導致其政治主體性的喪失。尤其是在目前台灣的國際主權不被承認的情況下。
以下將以兩岸經濟或台商回流等具體事件來作為討論的實例，我們將看出，台灣政黨的經濟政策常與其宣稱的政治路線之間，充滿了乖離與內在矛盾。
參、從台商回流政府的相應政策談起
兩岸政治與經濟的複雜糾葛，提供了理解經濟面在政治上影響的許多例子。長期以來，台灣每逢選舉，就常有主流媒體與政黨，以政治放兩邊專心拼經濟的思維，來切割政治經濟的複雜關聯。以此做為媒體評論的基礎或政黨選戰的主軸。認為這才是對於所謂"中間理性"選民正確的訴求方向。一方面，這是因為台灣長期在政治議題上的理性對話的可能，尤其是對於國家認同等議題，已因長期的藍綠對抗，退化成一個台灣最無法得到共識的意識型態之爭。許多人認為凸顯民生經濟才是政黨要務，而對於強調政治議題或台灣主體意識的綠營政黨，每每被對手視為意識型態偏頗的政黨，更嚴重的是，綠營政黨在強調台灣主體等政治議題的同時，並沒有提出足夠清晰的經濟政策來因應；或者是所提出的經濟政策基調其實又與對手沒有太大的差別。這些都更落實了政治議題只是無意義的顏色之爭與政黨惡鬥的批評。
檢視最近台商回流的議題，其實牽動了未來十年台灣產業結構的走向，對於台灣經濟在全球戰略的地位影響很大。兩岸經濟成為台灣捍衛民主政治體制與基本社會價值之爭的重要決戰點，目前綠營政黨在此議題態度的曖昧實在令人憂心。
以目前國民黨政府提出的配合台商回流的放寬外勞配額與基本工資脫鉤的施政大方向為例，不僅牽涉到未來台灣廣大勞工的權益，更直接決定了台灣在面臨重大經濟轉折點未來方向的選擇。以壓低工資來降低生產勞動成本的策略，是早期資本主義發展以來，資本家或許多右派政權，為了提高經濟競爭力，最樂於採取的經濟策略。歷史上，資本主義發展之初，對於勞工的剝削，社會分配不均所引起的強烈階級衝突，也是後來強調分配正義的社會主義經濟思維與工會崛起的歷史背景。放在台灣目前時空環境來看，藉由放寬外勞配額，吸引台商回台發展勞力密集的製造業，其實意味著台灣產業將以一種奇特的方式開始走回頭路。尤其是台商因為中國產業升級的動力以及薪資提升所帶給部份台商的生存壓力，執政的國民黨與反對黨台聯的因應策略竟然還是走降低平均勞動成本的廉價老路。
外勞配額鬆綁政策，不僅嚴重傷害台灣基層勞工的權益，也和台灣長期努力的產業升級政策背道而馳。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委員會（UNCTAD）甫出版的年度報告也指出，鬆綁勞動市場，降低平均工資，盲目擴大產能等，只會助長略奪式的經濟規模，傷害中小型企業與中產階級的薪資結構基礎。而量產型的台商回流，台灣本土勞力密集型產業將再度大量擴充，也將排擠其他技術與加值型科技產業升級所需的土地、水電與資金等社會資源，破壞原有的經濟生態平衡。可以預見的是，這將相當程度地再次改變台灣產業結構，這個趨勢將使原來已困難重重的台灣產業升級雪上加霜。它不但不能解決台灣的經濟難題，反而會適得其反，嚴重地傷害到台灣在全球生產鏈的分工地位。
目前台灣在產業技術的領先，因為中國的快速爬升而慢慢縮小。又因為中國在市場規模與整個經濟產值總量的絕對優勢，台灣在關鍵技術上相對於中國的上游地位，幾乎是台灣在全球競爭下得以生存的最關鍵因素。它的不可取代性是台灣面對龐大中國競爭產業可以繼續成長的要素。但中國也很清楚，在面對包括台灣、韓國、歐美的技術優勢國家，唯有提高技術與薪資水準才能帶動其產業升級動能。目前中國沿岸工業園區的招商政策已經和開放初期大不相同。他們特別歡迎技術創新的產業進駐，有意識地選擇與培養中國未來具經濟戰略的產業結構。我們甚至可以合理的推測，面對台商回流的壓力，他們甚至可能順水推舟藉以汰弱留強。比如說，因為薪資上漲，台灣電腦代工產業不斷被迫往中國西部內移，也同時階段式地帶動中國由東岸沿海到西部的產業發展與財富。在台商西移而完成階段性的"任務"的同時，也代表著中國東部沿海產業結構一定程度成功的完成升級與轉型，而其沿岸的國民所得與民生基礎建設等也同時得以大幅提升。這個發展特別可以從目前東部沿岸例如蘇州科學園區只集中在創新科技領域、積極的招商政策中可以看出。
這個趨勢令我們不得不擔心，在台灣與中國技術創新發展曲線死亡交叉發生的同時，也就是台灣在經濟自主力量徹底棄守的時候。反對黨台聯在政治上口口聲聲強調台灣主權；在勞工政策方面，卻又依循著最原始而廉價的經濟策略。雖然要求提高台灣本勞的基本薪資，但卻在台商回流增加外勞配額與外勞本勞薪資脫鉤部份，與執政黨相互呼應。以國族主義的簡單邏輯來歡迎台商回流，再度帶動勞力密集產業。在國內又嘗試以簡單的國籍來分化勞動權益，完全忽略了台灣經濟戰略佈局與產業技術升級的急迫。這是一個經濟手段與其政治標的相互矛盾的典型例子。簡單的說，愛台灣的口號並無法避免經濟邏輯失敗後，導致台灣政治自主性被弱化的政治後果。
更多先前的個案也顯示出，這個唯物工具與唯心價值的矛盾，所可能帶來對於國家與企業的傷害。以個別企業為例，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先生在民進黨執政時期，素以其愛鄉之情，被認為是一個親綠企業家。但也正是在民進黨執政時期，2005年中國制訂反分裂法時，許先生因為投資在中國的產業的生存，被迫發表支持反分裂法與兩岸一中的聲明。這是一個天真地以為經濟可以獨立於政治力之外，並低估對手以經濟力控制政治唯心價值的最好例證。
今年總統大選，宏達電董事長王雪紅女士於投票前夕，在電子媒體上公開大聲疾呼九二共識，其實只是另一個因為經濟利益被控制，決定了政治表態的例子。
這兩個例子的共同點都在於企業的經濟競爭力或利益來源，都來自於對於另一個政府的依賴。也驗證了前面所提的經濟政治學式的命題與推論：經濟的自主性也決定了政治的獨立性。
肆、結語：建立自主產業結構的經濟戰略
台灣面臨了很險惡的經濟與政治糾葛的大環境。經濟自主性的衰弱帶來的不只是國內社會民生條件的惡化，更會伴隨著弱化民主體制與國家主權的政治後果。經濟邏輯選擇的失敗，也會被迫像另一個政治體制靠攏。
在這個思維下，台灣的經濟政策與發展，要小心的放在兩個指標下來思考：第一是專業的唯物邏輯，檢視不同經濟邏輯與政策下的經濟後果；第二則是思考這個經濟後果的自主性與在全球分工鏈的位階，因為它同時也決定了政治自主性所需的物質條件。為了保障台灣珍貴的民主生活方式，我們沒有任何選擇，唯有在面對全球化體系的競爭的同時，能夠保持經濟的不可替代性，並在核心產業部份持續保持技術領先，才可能維持在分工鏈上相對優勢的位置。
這幾年來，台灣與中國在經濟層面上，戰略相對位置的改變，對於兩邊政治力的牽引，已清楚地帶動了台灣在整體政治光譜上的位移。這個由經濟力推動的政治底線滑移，不僅是牽涉到一般所謂統獨議題與選舉動員層次，更已清楚地影響到台灣珍貴的民主社會法制基礎與人權價值。台灣若輕易的被短期比較利益所吸引，導致產業結構的逆轉，再度擁抱勞力密集的產業結構，那台灣不僅會成為中國產業升級的墊腳石，也會同時喪失了捍衛台灣民主社會最後的經濟堡壘。
作者林敏聰為國立台灣大學物理學系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