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簽署以來，學界反對聲音中最犀利的當屬台大經濟系主任鄭秀玲。她的憂慮引來不少學者的回響。鄭教授的基本論點是，由於官員怠忽職守，失誤的談判與簽約，讓開放後的台灣將面臨嚴峻的考驗:一方面中資入侵，台灣弱勢產業面臨倒閉之虞，而連帶而來的失業率攀升，勢必危及整體經濟；另方面，台灣專業技術人才大量外流，產業升級不及而導致經濟弱化，其結果卻是反向壯大了中國。在中國謀取台灣的圖謀不變之下，台灣將同時面臨經濟與安全的兩重挑戰。
對此論點，陸委會副主委林祖嘉反駁說，兩岸服貿協議只開放中資來台投資，並沒有開放中勞來台工作，而政府對中資來台，都有事前審查、事後管理及違規處分等，早已建立一套管理機制，到目前為止，都未曾發生中資大量來台或是台灣產業被獨占、寡占或壟斷的情形。他又表示，中資來台投資服務業，必須運用臺灣的人力資源，會帶來更多就業機會；而在市場開放清單中，我方開放的64個項目，只有37項是新增的中資來台投資開放項目，台灣業者在這些項目也具有很好的競爭力；相反地，中國開放的80項都超過WTO承諾水準，包括電子商務、證券業、銀行業、文化創意產業、運輸物流業、環境服務業、醫療照護產業等。馬英九總統對簽署也持正面看法。他說，台灣的洗衣業已經開放22年，目前為止外資與僑資共只2家來台投資；相對的台商「象王」赴中國投資，在中國開了800多家洗衣店十分成功，「自然美」美妝也在中國開了1173家分店，而85度C咖啡在中國開了400多家分店，而對岸市場很大，台灣的服務業在中國有競爭力，開放對台灣有好處。馬英九表示，台灣的服務業也有其特色，具有在地性，不怕中資來競爭，即使開放投資，對岸雖然來了398家中資企業，但幹部只來216人，平均一家不到1人，但它們卻提供台灣6000多個就業機會，因此不必擔心中資入台的問題。
將上述正反兩種論述對照來看，實際上，馬政府的回答並未解除鄭秀玲等學者的疑惑與擔憂: (1)目前政府對於中國人進入台灣後的活動並無法有效規範。當前很多需要密集勞力的工作項目，如家庭或醫院看護以及飯店和餐廳等等，皆有越來越多的中國雇工的趨勢。他們利用各種名目進來台灣從事這類工作，這已是公開的秘密。政府行政管理機制失能，而執政黨高層又怕過度取締影響兩岸關係，不敢大刀闊斧處置。民眾對於政府的治理能力，早已沒有信心，自然對於政府在中資入台的管理能力與決心上，亦不敢輕信。(2)吸納台灣人才納入中國的做法，本來就符合中國藉大市場掏空台灣人才，並讓台灣被高度吸納入中國經濟體系的一貫戰略。開放有助於該戰略的圓滿達成。(3)未來中資一旦懷著統一台灣的政治目的，夾其龐大資本、通路或網絡優勢，以一條龍式地入侵台灣，除非兩岸事前有針對這一項經濟安全上進行談判與約束，否則，後果堪慮。服務貿易開放後，一旦中資進入連鎖店的經營，將可能進行掠奪性訂價及傾銷，並憑藉市場與資本規模而對於貨源加以壟斷，並逐漸把台灣業者先行擠出關鍵市場。其後果是，除了弱勢企業將大量倒閉，造成大量失業外，失業增加也將使家庭的開銷減少，連帶造成消費力減弱，進而導致更多的產業倒閉與百業蕭條，同時，中資也將因壟斷通路與市場，或壓榨消費者或主導商品文化的內容與走向，而侵蝕台灣市場可貴的多元性與特殊性。由此論述對比可以看出，馬政府的分析過於單面且缺乏經濟安全上的未雨綢繆，同時對於北京的大戰略，也缺少必要的警覺與防範。
貳、大中國主義的勢力在台灣將日趨茁壯
服務業不同於製造業，其資源除了資本外，多半立基於人。於是，過程中不免涉及到人的意識形態、文化認知、政治認同與族群認同等等成份。尤其當兩岸經貿交流又有政治圖謀的操弄時，將使已飽受統獨撕裂的台灣更加不堪。就以目前中國學者或中國留學生在台灣各種媒體或意見交流場合的大中國言論以及某些傾中傳媒不斷擴大影響力看來，誰會相信服務貿易的開放只是個純經濟的議題?
馬政府說只讓中資進來，不會開放中勞，但實在難保不會是，中資先一腳踩進來，而中國勞工後面跟進。即便中勞暫時不進來，基於鄉情或關係是找工作的主要憑藉，中資雇用目前在台具有中國身分或背景的中配或短期依親的中國人，其可能性很大。服務貿易對中資開放的結果正為這些人找到了工作的入口，成為中國人進入台灣的一塊安全島。事實上，現在非法雇用中國人於家庭或醫院看護以及飯店和餐廳等，大有人在。服務業中那些資本額較小、技術要求與進入門檻較低，對於入台之中國人提供了方便之門。開放這類產業讓中資來台，將間接有助於變相鼓勵中國人以各種名目登陸台灣。如此一來，中勞雖暫時未被放行入台，但該族群的發展卻以另種方式在擴大。未來，中國人的社群會越來越壯大。
參、中資大舉入台是遲早的事
這幾年中國國內為資金過剩而苦。中國的外匯存底截至2013年3月底為3.44 兆美元。央行為收購外匯儲備需要發行大量本國貨幣，因而造成流動性過剩的現象。除此之外，又有大量的外資流入中國。流動性過剩的結果是大量的資金追逐房地產、基礎資源和各種金融資產，而形成資產價格的快速上漲。近年來中國飽受通貨膨脹之苦；2011年全年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為5.5%。2008年9月以來出現的世界性金融海嘯，香港成為中國資本最佳的避難所。結果，熱錢不止推高香港的股市，房市也上漲10%以上。未來，兩岸服務貿易開放後，台灣將可以成為中國資金的另個去處。據了解，受稅務及清算機制影響，中國銀行台灣分行的有關定存息率，顯著高於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而港台兩地的清算戶口利率差距，長遠或導致香港人民幣資金流向台灣。未來，服務貿易協定一旦生效，勢必有更多來自中國與香港的資金進來台灣。而除了一般資金的流動外，最需注意的是具有政策使命的中資，或收購企業或收購資源或投資金融，大舉入台，正如過去大舉入港一般。
大量資金進來台灣後，誠如前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所提出的警告:中共背地裡以經濟實力干預選舉，插手香港政局，扶植親北京政黨、民間組織和民主派對抗，讓有錢人不敢捐款給民主黨等；而某些因為自己做生意，必須與親中企業合作，只好聽從指揮。這正是以經濟利益影響政治立場的作為。長遠看，在中國，台資和中國社會經濟體系既分不開；在台灣，中資和台灣的社會經濟體系也同樣益趨緊密連結。在北京高舉「中國夢」的同時，經濟、科技、文化合作和交流將賦予更多的大中國意涵，可想而知，大中國主義者會期待透過媒體與文化事業，有計畫地將台灣文化或意識界定為中國文化或意識的附屬。兩岸地理位置近，語言與文化近似，復以中國戰略併吞的措施綿密，使得經濟的重組效應更為加速。服務貿易協定簽署後，台灣對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的門戶將更見洞開，而隨著中國學歷承認的範圍的擴大，台灣子弟赴中國留學有機會返回台灣就業者隨之增加，也將促使部分學生流向中國就學，這將進一步使得台灣的學生來源出現短缺的現象，而尋求中國市場的補充，乃成為不可避免的現實需求。在交流日益密切的現實下，大中國的因素也將會在教育體系蔓延開來。
肆、大中國主義者在台灣將大行其道
依香港經驗看，中資企業曾很技巧地支持慈善、青少年教育和環保等公益事業，樹立服務香港、惠澤社群的良好形象。這個做法一旦被複製於台灣並與未來海協會台北辦事機構相配合，便可發揮最佳的統戰做法，結合政商、地方派系中的親中勢力，讓台灣主權獨立與民主多元的聲音，受到壓抑或排擠。不僅如此，即連黑社會也是其做工作的對象。黑道老大白狼張安樂回台灣前在上海召開記者會，公開支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當晚有六百台商在上海為其送行，便是一例。問題是，台灣會出現支持獨立的黑社會與之抗衡嗎?至少，目前並未看到。
負有政策使命的中資一旦大舉入台，其令人關切者不再只是經濟而已，更重要的是政治。這些中國資本如何透過規則與法律的保護傘，有效地滲透與繁衍開來，它不會僅止於一個行業，而是多角化經營，同時，它也會尋求與台灣本地「大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利益結合，透過民主機制，利用政策漏洞，進行公共資源的掠奪或壟斷。中國目前透過各種管道留在國際市場的私有資本才佔1%。換言之，約99%的外流中資是國有的，其範圍包括大型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各省市企業。於是，一旦中資大量來台，其對於台灣的潛在影響力便會跟著增強，北京對台灣政治影響力的增加也必會上升。在自由的市場經濟裡，當一個企業體背後是一個大集團，而且有操控政策的能耐，一般人對於市場是否會遭到壟斷，都保持警惕，更何況，中國對台灣有領土併吞的野心，其影響所及已不止於市場的壟斷與支配，而是政治生活的掌控。但，台灣做好準備了嗎?如果台灣的政府也充滿大中國主義者，那麼，期待它扮演起防禦台灣主體性的角色，無乃緣木求魚。而期待民間自發性組織，其實已相當無奈與無力了。
對媒體與廣告的可能操控，也是中資統戰工作的重點涉入項目。台灣的媒體一旦對中資開放，等於對紅色資本開放。在沒有強有力的勞工組織為後盾，勞資關係不對等的狀況將使媒體工作者，往往為了保住飯碗，被迫向政治正確與商業利益低頭。在香港，便時有中聯辦打電話給媒體高層下指示的情形。而檢視過去中資投資港澳的經驗，操控港媒、股匯市牽制政局，時有所聞。目前台灣已有媒體公開在社論呼應北京的對台政策，可謂端倪初露。
透過與中國有緊密關係的商人，涉足相關服務業，也是統戰的手法之一。入境後的中資可望成為結點。北京向不少媒體老闆招手，最有效的方法是將他們納入中國的政治諮詢組織。政商掛勾，最能保障利益。而此一手法勢必會大量複製在一些與中國內需市場相關的行業。北京在香港利用商業網絡的經驗是，凡有重大議會選舉，中資也會配合中央，支持親北京候選人，並居中協調和派人拉票。中國旅行社董事長張學武便曾表示：「在港中資企業的員工，要牢記『在商言商、在商言政』的雙重使命、政商一體的雙重功能。服貿協定簽署後，台灣體驗香港處境的日子也近了。一旦走到這個田地，台灣幾十年爭來的民主競爭體制將遭到扭曲、污染，甚至摧毀。
伍、嚴重的後果與回應對策
為了兩岸關係的發展與穩定，政府間的交流與協商無法避免，但兩社會的差異應作為談判議題，並在談判時，列入討價還價的範圍。否則，開放對台灣終究是不利的。台灣畢竟是個相對守法與透明的社會，中資來台相關的辦法越訂越多後，其資本所受的掩護將越趨成熟與完備。相反地，中國社會相對不守法並多條框限制，台灣能「登堂」，卻未必能夠「入室」。制度化的機制反而提供中國官方展現意志與介入兩岸事務的一個平台。政治有機會將手伸入商界，這毋寧是引狼入室之舉。有趣的是，馬英九竟在今(2013)年7月25日公開表示，如果把台灣要發展觀光業，但「關」起來就不「光」了，所以一定要開放。此說無疑地是在誤導問題的本質。實際上，綠營或一般民眾並沒有人會反對開放，大家要求的是治理的改善。馬避開民眾對於治理問題的質疑，反扣別人「反開放」的帽子，令人啼笑皆非。
兩岸服務貿易的大門互開之後，其所產生的政治涵義即是:台灣的精英人口階層陷入「統一」的大環境，而台灣境內守城的老弱殘兵，卻面臨中國大軍團式企業入台後，可能的支解與消滅，以及大一統意識的大行其道。而後續海協會辦事處的設立，將使北京入境的勢力更堂而皇之。這兩種正反不同的場景合併起來，即宣告台灣更進一步鎖進中國的統一架構。
兩岸服貿協議對中國的開放項目中，甚至有十分敏感的，包括電信、入口網站、廣告、港埠碼頭、礦脈探勘與橋樑隧道管理等。此等開放將危及國民之隱私權、言論自由、通訊自由乃至於媒體獨立性與國土安全，對國民的基本權利及民主體制勢必造成重大影響。中資大都為國營企業，是為中國共產黨政府服務，不怕暫時的或策略性的賠錢，其最終目的是期望透過對資源的掌控而主導政治發展。中國公布的《陸資入台通知》更規定入台中資不得違反統一和國安，還規定要嚴格監督企業是否違反規定。開放中資來台後，在台的中資加上他們可以影響的企業，將自動形成為中國利益代言的龐大「親中集團」，為北京的政治目的服務。過去台灣企業表態支持兩岸統一的例子，不勝枚舉。
那麼，台灣應當如何防範?綠營應預想十年後的變遷，及早做好面對大中國勢力登陸的防風林，尤其是強化民眾對台灣土地與文化的認同。並且，在民進黨重返中央執政尚未完成之前，應積極建立一些足以讓中資遭受透明化監視的機制，並應善用綠營執政縣市、立院黨團、黨部以及民間社團，進行策略連聯盟的批判與揭露，讓馬政府無法推諉與怠惰，而中國共產黨的圖謀無法順利得逞。
作者顏建發為健行科技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