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貿易政策的形成受很多因素影響，對民主國家來說，民眾的偏好又常是形構貿易政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為何人民支持或反對自由貿易？許多經濟學及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都在嘗試解釋民眾的偏好是如何形成，透過更完整的數據蒐集及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學界已對此問題有了更深入的瞭解。在理論上，經濟學理論認為個人對自由貿易的態度主要受職業影響，政治學或社會學理論則指出個人對自由貿易的態度更可能受情感認同及價值觀念影響。許多研究都發現教育程度對貿易偏好具有重要影響力，但不同理論對其因果機制有不同的解釋。在研究方法上，多數研究主要透過大規模問卷調查來驗證假定，然而學者也發現問卷設計本身亦會影響研究結果。本文主要將回顧目前學術上較重要的研究成果，以台灣本地的經驗資料與既有文獻進行初步的對話，並歸納出可供未來政策制定者參考的基本原則。

 

經濟學理論之辯：HO模型vs. RV模型

 

經濟學家很早便開始建構理論闡述自由貿易如何可能同時產生贏家以及輸家，而其中Heckscher–Ohlin (HO)模型以及Ricardo–Viner (RV)模型是兩種最常見的理論，兩個模型的主要差異在於對生產要素(factor)的流動性程度有不同的假定。

 

HO模型最重要的假定之一為要素能夠自由地在部門(sector)之間移動。一國中較豐沛的要素較容易具有國際的比較優勢，因此國家通常會選擇出口豐沛要素，並進口稀缺要素。Stolper-Samuelson定理進一步指出，自由貿易的結果會提高該國豐沛要素的價格，並降低該國稀缺要素的價格，並進而讓豐沛要素的實質工資上升，稀缺要素的實質工資下降，自由貿易從而在國內產生贏家及輸家。資源分配的不均進而可能影響贏家及輸家的政策偏好：一國內較豐沛的要素會傾向支持自由貿易，較稀缺的要素則會反對自由貿易。例如在美國，高技術勞工是較豐沛的要素，低技術勞工是較稀缺的要素，自由貿易的結果，會讓美國的高技術勞工比貿易保護的情況下賺得更高的工資，因此HO模型會預測美國的高技術勞工會支持自由貿易，而低技術勞工會反對自由貿易。然而在開發中國家，低技術勞工是較豐沛的要素，高技術勞工是較稀缺的要素，自由貿易的結果，會讓開發中國家的低技術勞工比貿易保護的情況下賺得更高的工資，因此HO模型會預測開發中國家的低技術勞工會支持自由貿易。

 

RV模型假定則假定部分要素並不能夠在部門之間自由移動，而勞工可以在部門間自由移動。自由貿易的結果會提高該國具有比較優勢的部門的產品價格，並降低該國不具有比較優勢的部門的產品價格。由於自由貿易的結果有利於具有比較優勢的部門，因此一國內擁有比較優勢的部門會支持自由貿易，缺乏比較優勢的部門則會反對自由貿易。例如RV模型會預測在擁有比較優勢的部門中就業的勞工會支持自由貿易，而在缺乏比較優勢的部門中就業的勞工會反對自由貿易。

 

經濟學家發現，HO模型和RV模型都分別能獲得部分證據的支持，然而舊有研究最大的問題就是僅使用間接資料（例如選舉投票或遊說的資料）來測量個人對自由貿易的偏好。使用間接資料的問題是，個人的投票或遊說行為很可能會受到其他因素（例如制度）的影響，因而不能直接等同個人的貿易偏好。

 

問卷調查的發現

 

為了驗證經濟學理論的預測，Scheve 以及 Slaughter（2001）首次透過1992年發放的問卷直接測量美國民眾對自由貿易的態度。透過問卷，他們詢問受訪者：「有些人認為限制國外進口能夠保護美國的工作。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限制進口會提高消費價格及傷害美國的出口。請問你支持或反對設置這種新的進口限制，又或者你沒有想過這些事？」。為了驗證HO模型，他們的問卷詢問了受訪者的職業及教育程度，以便測量受訪者的技術能力。同時，為了驗證RV模型，他們的問卷也紀錄了受訪者所工作的部門，並進一步標註這些部門受貿易影響的程度。

 

透過統計分析，他們發現HO模型較能夠解釋問卷資料：美國的低技術勞工和支持限制進口具有顯著的相關性。RV模型的預測則不顯著，因為受貿易影響大的部門和支持限制進口並無顯著的相關性。此外，他們的研究也提出了額外的新發現：由於自由貿易會讓稀缺要素或缺乏比較優勢的部門成為輸家，從而造成這些要素或部門所在地區的勞工失業，進而降低該地區的房屋需求，因此對這些房價可能下跌地區的房屋所有人也會傾向反對自由貿易。

 

經濟學者Mayda 以及Rodrik（2005）進一步使用1995年橫跨23國的28,500份問卷資料來進行研究。他們的問卷詢問受訪者：「在多大的程度上你同意或不同意下列陳述：我國應限制外國進口以保障本國經濟 」。同樣的，他們的問卷也透過職業及教育程度來測量受訪者的技術能力。特別的是，他們的問卷還詢問了受訪者的其他資料，例如社區意識，民族自豪感以及制度自豪感。

 

Mayda 以及Rodrik統計結果同樣驗證了HO模型的預測：技術程度越高的個人，越反對限制進口。然而，他們也發現證據支持RV模型：就業於會與進口商產生競爭關係的國內產業（import-competing industries）的個人，比較反對自由貿易，就業於出口導向產業的個人比較支持自由貿易。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統計結果還發現了不同於主流貿易理論的其他因素亦發揮了重要作用：1. 如果受訪者認為自己處於較低階級，或擁有較低收入，或具有較強社區認同或民族自豪感，該受訪者會較傾向反對自由貿易；2. 如果受訪者對自己國家的民主制度較有信心時，該受訪者則會傾向支持自由貿易；3. 女性比男性更傾向反對自由貿易。

 

綜合上述，透過問卷調查，經濟學家發現豐富的證據支持經濟學的HO模型，但亦有部分證據支持RV模型。經濟學家也發現非經濟因素（例如性別、民主制度、社區認同和民族主義）也會影響個人的貿易偏好。簡言之，自我利益、情感認同和價值都是決定個人貿易偏好的重要因素。

 

爭辯中的研究成果

 

 

儘管經濟學者已承認自我利益和價值都可能影響民眾對自由貿易的態度，許多研究仍不斷提出挑戰經濟學HO模型的研究發現（在技術豐沛的國家，高教育者即高技術者，傾向支持自由貿易）。雖然過去許多研究都發現個人的教育程度與貿易偏好有顯著相關，政治學者Jens Hainmueller 和Hiscox（2006）認為這項研究發現不該被視作對Stolper-Samuelson定理的直接證據。他們認為教育程度主要是測出個人的經濟知識及價值取向，而非單純反映出個人的技術程度。他們的理論主張越高教育程度的個人，越能夠瞭解比較利益法則（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及自由貿易為國家經濟帶來的好處，也越具有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及容忍多元文化的態度，反對排外思想，因此高教育程度的個人越容易支持自由貿易。換言之，Hainmueller 和Hiscox反對高教育程度的個人越容易支持自由貿易是導因於個人就業上的利害考量，他們認為教育程度的作用在於讓個人獲得經濟資訊及價值觀。Hainmueller 和Hiscox重新使用Scheve 以及 Slaughter（2001）的問卷資料以及Mayda 以及Rodrik（2005）的問卷資料，他們的統計結果發現，不論個人是處於就業、非就業或退休狀態，高教育程度都與支持自由貿易具有正向相關。這些證據說明了，教育程度對貿易偏好的作用並非透過職業，而更可能透過價值觀念的改變。

 

 

另一批政治學者Mansfield以及 Mutz（2009）的研究也支持Hainmueller 和Hiscox的發現。他們的資料主要來自2004年及2007年於美國進行的電話訪問及網路問卷。他們的統計結果顯示，職業對個人的貿易偏好並無顯著影響，反而是教育、孤立主義（isolationism）以及族群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對個人的貿易偏好具有顯著影響：教育程度越高，越支持自由貿易；孤立主義及族群中心主義越強，越反對自由貿易；且教育程度能夠緩解孤立主義及族群中心主義。他們更發現，個人會根據國家當前經濟的整體狀態來決定自己的貿易偏好。換言之，個人並非總是只想到自己。基於這些發現，Mansfield以及 Mutz主張應透過心理認知模型去解釋個人貿易偏好的形成。

 

 

除了挑戰就有研究的因果機制，Hiscox（2006）更認為過往研究測出的民眾貿易偏好，深受問卷題目設計的構框效果（framing effect）所影響。換言之，不同的問卷題目可能引導受訪者做出不同的回應，從而導致測量上的誤差。 例如上述Scheve 以及 Slaughter對貿易偏好的問卷題目描述中有同時提到自由貿易的正面影響及負面影響，然而Mayda 以及Rodrik的問卷題目僅提供貿易保護主義的正面描述，這些問卷題目設計上的差異便很可能會造成研究結果的誤差。

 

為了驗證題目設計的構框效果，Hiscox設計了一項問卷實驗。他測量受訪者貿易態度的主要問題是：「你支持或反對增加與他國的貿易？」。然而，他還另外設計了四種版本的問卷題目簡介放在問題之前：第一版是包含傾向自由貿易簡介:「許多人相信增加與他國的貿易會創造工作機會，並讓美國人能以更便宜的價格買到更多產品」，第二版是包含反對自由貿易的簡介:「許多人相信增加與他國的貿易會造成失業，以及讓美國的生產者面對不公平的競爭」，第三版是包含正反並陳的簡介:「許多人相信增加與他國的貿易會創造工作機會，並讓美國人能以更便宜的價格買到更多產品。另外一些人則相信增加與他國的貿易會造成失業，以及讓美國的生產者面對不公平的競爭」，第四版則是無簡介的題目。Hiscox將這四種版本隨機分派給受訪者，透過這項實驗便可驗證問卷的構框效果是否會導致不同的回應結果。

 

問卷結果顯示，構框效果確實會導致不同的回應結果：閱讀到反對自由貿易簡介的受訪者，會比無讀到任何簡介的受訪者少了17%支持自由貿易。閱讀到正反並陳簡介的受訪者，會比無讀到任何簡介的受訪者少了19%支持自由貿易。然而閱讀支持自由貿易簡介的受訪者，並沒有比無讀到任何簡介的受訪者更傾向自由貿易。換言之，當受訪者讀到反對自由貿易的資訊或正反並陳的資訊，該受訪者越不容易支持自由貿易。統計分析更顯示，低教育程度和低技術勞工較容易受問卷的構框效果所影響。基於此項研究發現，Hiscox認為過去的研究問卷大多是包含了對自由貿易影響的反面簡介或正反並陳簡介，因而可能高估了受訪者反對自由貿易的程度。

 

綜言之，透過大規模的問卷調查，學界已發現許多影響民眾貿易偏好的重要因素，許多證據都顯示，職業利益上的考量、情感認同及價值觀都與貿易態度相關。然而，目前的研究仍無法清楚地驗證這些因素之間的因果機制，例如教育程度如何發揮作用仍存在爭論。此外，問卷資料本身也仍是目前研究的侷限之一。問卷題目的設計及民調進行的方式都可能影響問卷調查的結果（黃芳誼 2014）。未來的研究仍需要持續改善問卷及訪調的品質，並透過更嚴謹的研究設計來進行因果推論。

 

台灣民眾對自由貿易的態度

 

台灣民眾對自由貿易的態度是否與上述研究成果一致呢？「全球化下經貿調查」所進行的數波問卷調查提供了我們一個管道來瞭解台灣民眾的貿易偏好。這個計畫測量貿易偏好的題目是：「有人說，政府應該要對外國商品進入台灣進行管制或課關稅，以保護台灣產業及保障台灣人的工作機會；但也有人說，管制進口會造成台灣境內民生物價上揚，不利台灣的出口。請問：對於進口商品進行管制，您的看法如何？」。根據2012年5月的調查資料(圖1)，16.79%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該作嚴格的管制進口，41.83%的受訪者認為應該作適度的管制進口。33.74%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該作適度的開放進口，僅有4.43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該全面開放進口。如果我們將主張政府應管制進口視為不傾向自由貿易，這份問卷顯示高達58.64%的受訪者不傾向自由貿易。

 

圖1：2012年 台灣民眾的貿易偏好

資料來源：全球化下經貿調查（2012）

 

「台灣社會變遷調查」亦提供了另一版本的問卷題目來幫助我們瞭解台灣民眾的貿易偏好。 「2008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第五期四次」測量民眾貿易偏好的題目為：「為了保護我國經濟，台灣應該限制外國產品的進口」。資料顯示(圖2)，不同意限制外國產品進口的受訪者為38%，同意限制外國產品進口的受訪者則高達51.4%。此結果與「全球化下經貿調查」的資料一致，亦即高於半數的台灣民眾並不偏好自由貿易。

 

圖2  2008年 台灣民眾的貿易偏好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調查（2008）

 

為何一些台灣民眾偏好自由貿易，多數則不？經濟學者江淳芳、劉錦添及文采薇的研究（2013）透過2009年到2010年期間「全球化下經貿調查」計畫中的三次大規模問卷調查，試圖為此問題提供系統性的答案。他們的問卷紀錄了個人的教育程度、性別、年齡、族群、政黨傾向、民族認同[1]、收入、就業狀況及所在產業的特性。統計結果顯示：1.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訪者，越傾向支持自由貿易受訪者；2.受訪者如果就業於不具有比較利益的產業，就越傾向反對自由貿易，但受訪者如果就業於非貿易產業，則傾向支持自由貿易；3.泛藍的支持者比較傾向支持自由貿易，泛綠的支持者以及具有台灣認同者，則傾向反對自由貿易；4.原住民比較傾向反對自由貿易。簡言之，江淳芳、劉錦添及文采薇的研究結果顯示，台灣民眾的貿易態度同時受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影響。

 

我們同樣也可以從「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中看到教育程度的影響力。表1顯示，學歷屬於高中和高中以下的民眾，多數贊成貿易限制；學歷屬於大學及碩博士的民眾，多數則反對貿易限制。簡言之，當教育程度越高，民眾越不傾向支持貿易限制。

 

表1  教育程度與貿易限制的交叉對照

為了保護我國經濟，台灣應該限制外國產品的進口
	贊成	不贊成	無意見	總計
高中以下	454	125	108	687
	66.08%	18.20%	15.72%	100%
高中	293	194	45	532
	55.08%	36.47%	8.46%	100%
大學	285	386	60	731
	38.99%	52.8%	8.21%	100%
碩博士	27	77	8	112
	24.11%	68.75%	7.14%	100%
其他	3	2	0	5
	60%	40%	0%	100%
總計	1,062	784	221	2,067
	51.38%	37.93%	10.69%	100%

Pearson chi2(8) = 234.8010   Pr = 0.000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調查（2008）

 

「 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第五期四次」的問卷中亦有提供題目可測量受訪者的民族主義態度、技術程度、居住地的都市化程度、對居住城市/鄉鎮的感情以及對全球化的態度[2]。我們可以透過一些統計模型來檢驗既有文獻的假設。首先，有序勝算對數迴歸模型（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的結果顯示（表2），在模型1和模型2中，技術程度具有顯著影響，技術程度越高，越不傾向支持貿易限制。在模型3中，倘若受訪者的民族主義越強，或受訪者為女性，越可能支持貿易限制。當受訪者越贊同全球化會導致台灣經濟及自然環境變差，該受訪者也會越支持貿易限制。然而，當受訪者教育程度越高時，則越傾向支持自由貿易。在模型3中，技術能力、年齡、居住地區的都市化程度、對居住城市/鄉鎮的情感認同以及全球化對工作機會的影響等因素並不顯著。換言之，此統計模型僅提供部分證據支持經濟學的HO模型，反倒是提供較強證據支持受訪者確實可能從社會整體角度來思考自由貿易，且價值及情感因素扮演重要角色。

 

表2有序勝算對數迴歸模型 (依變項：貿易限制)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調查（2008）

 

若再對照表3，資料顯示學歷屬於高中和高中以下的民眾，高達八成贊成貿易限制；學歷屬於大學及碩博士的民眾，反對貿易限制的比例較低。換言之，當受訪這教育程度越高，民族主義觀念較弱，而這也部分支持教育的確可能具有轉化人們經濟知識及價值觀念的作用。

 

表3教育程度與民族主義的交叉對照

即使會導致與其他國家的衝突，台灣都應該以自己國家的利益為主
	贊成	不贊成	無意見	總計
高中以下	560	49	78	687
	81.51%	7.13%	11.35%	100%
高中	452	68	12	532
	84.96%	12.78%	2.26%	100%
大學	506	187	38	731
	69.22%	25.58%	5.2%	100%
碩博士	76	32	4	112
	67.86%	28.57%	3.57%	100%
其他	5	0	0	5
	100%	0%	0%	100%
總計	1,599	336	132	2,067
	77.36%	16.26%	6.39%	100%

Pearson chi2(8) = 342.1441   Pr = 0.000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調查（2008）

 

我們也可以使用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來進一步分析教育的作用（圖3），我主要採用上述有序勝算對數迴歸模型中的模型2來進行路徑分析。結果顯示，教育確實能夠透過技術及民族主義來間接影響貿易：教育程度越高，民族主義傾向越弱；教育程度越高，技術能力也會越高。綜言之，教育的確可以作為測量技術能力的指標之一，但技術能力對貿易偏好的影響，在控制更多變項之後，便不再顯著。教育同時也可以作為測量民族主義的指標之一，但民族主義對貿易偏好的影響，在控制更多變項之後，仍然顯著。

 

圖 3 路徑分析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調查（2008）

 

 

台灣民眾對不同貿易夥伴的態度

 

民眾對自由貿易的態度除了可能受到自我利益和價值的影響外，貿易的對象也可能是影響因素之一。民眾可能偏好與特定國家進行自由貿易，並對另一些國家進行貿易保護 。我們同樣可以從「全球化下經貿調查」所提供的資料看見這種趨勢（圖4）。「全球化下經貿調查」於2012年5月的問卷中詢問了同一群受訪者對美國及對中國的貿易偏好。該問卷詢問受訪者對美國貿易偏好的問卷題目為：「如果台灣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也就是所有商品可自由進出口，全部免關稅，您的看法是？」。問卷結果顯示：47.94%的受訪者贊成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43.97%的受訪者反對，贊成者多於反對者。該問卷詢問受訪者對中國貿易偏好的問卷題目則為：「請問您贊不贊成台灣和中國進一步簽署兩邊商品完全可自由進出口，全部免關稅的「自由貿易協定」?」。問卷結果顯示：59.23%的受訪者反對與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34.8%的受訪者贊成。比較這兩題問卷結果我們可得知，相較於中國，多數台灣民眾更願意與美國進行自由貿易。如果我們再將這兩題問卷結果（圖4）與圖1做比較，我們會發現儘管多數台灣民眾反對自由貿易（58.64%），但如果貿易對象是美國，支持自由貿易的台灣民眾（47.94%）會高於反對者（43.97%）。如果貿易對象是中國，則會有更多的台灣民眾傾向反對自由貿易（59.23%）。簡言之，這些結果都說明民眾的貿易態度確實會受到貿易對象所影響。

 

圖4  2012年 台灣民眾對美國與中國的貿易偏好

資料來源：全球化下經貿調查（2012）

 

為何有些受訪者比較支持與中國進行自由貿易，另一些則比較支持與美國進行自由貿易？經濟學者江淳芳、劉錦添及文采薇的研究（2013）探究了這個現象背後的可能原因。他們的統計結果發現：1. 學歷越高的受訪者越有可能更支持與中國自由貿易，且較反對與美國進行自由貿易；2.泛綠支持者及台灣認同者較反對與中國進行自由貿易，且較支持與美國進行自由貿易；3.泛藍支持者及外省族群較容易支持與中國進行自由貿易，且較反對與美國進行自由貿易。他們認為高教育程度者較支持與中國自由貿易符合Stolper-Samuelson定理的預測：由於高教育程度者屬於高技術勞工，而中國又屬於缺乏技術要素的國家，因此高教育程度的台灣民眾較能夠從與中國的自由貿易中獲益。然而，美國不屬於缺乏技術要素的國家，因此高教育程度的台灣民眾較無法從與美國的自由貿易中獲益。關於黨派立場及民族主義的作用，他們的發現也接近政治學者陳陸輝等人（2009）的研究發現，亦即台灣意識越強的民眾，越贊成加強管制兩岸經貿交流，泛藍認同越強的民眾，則更傾向經貿開放。

 

透過「中國效應」調查計畫2010-2013年期間的問卷，林宗弘的研究（2016）則進一步發現：越支持台灣獨立的民眾，越容易認為兩岸貿易會惡化個人及家庭的經濟狀況，也越容易擔憂兩岸貿易將會提高國內經濟的不平等。越認為兩岸貿易會帶來經濟上負面效應的民眾，也越傾向支持泛綠政黨。換言之，民族主義及黨派立場對貿易態度的作用，很可能仍是基於經濟資源分配上的原因，而不單僅受非經濟的價值或情感因素影響。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當問卷題目明確著重在農產品開放的議題時，受訪者的回應則會有所不同（圖5）。不論是針對美國或中國，多數民眾皆反對農產品全面開放，且反對的比例高於反對自由貿易的比例（圖4），43.97％的受訪者反對與美國進行自由貿易，但卻有73.58%的受訪者反對全面開放農產品，59.23％的受訪者反對與中國進行自由貿易， 84.27%的受訪者則反對全面開放中國農產品。由此可見開放農產品議題可能涉及其他因素，因而加深民眾的反對程度。但若比較中國和美國，反對開放中國農產品進口的受訪者仍多於反對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的受訪者，亦即民眾針對不同的貿易對象，仍有不同程度的貿易偏好。

 

圖5 2012年 台灣民眾對美國與中國開放農產品的偏好

資料來源：全球化下經貿調查（2012）

 

政策意涵

 

自由貿易是值得追求的政策目標嗎？經濟學的分析往往指出，透過自由貿易所實現的比較利益法則，能夠讓生產者的收入增加，消費者以更低的價格享受到更多選擇的消費，同時也能夠讓一國的生產要素更有效率地分配，降低全體社會的絕對損失（deadweight loss）。更有證據顯示，在某些條件配合下，自由貿易其實也可以有進步的一面，例如自由貿易可以有助於婦女及勞工權益的提升（Greenhill, Mosley, and Prakash 2009; Bhagwati 2007），促進環境的永續發展（De Soysa & Neumayer 2005），以及消除貧窮（Le Goff& Singh 2013; Bhagwati & Srinivasan 2002）。

 

儘管許多經濟學家相信自由貿易能夠為全民創造更高福祉，國際上的經驗資料往往顯示多數民眾並非總是贊同自由貿易，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約有六成民眾反對自由貿易，台灣近年來的問卷調查同樣也呈現出類似的趨勢。在台灣的太陽花運動中，學運團體也傳達出反對自由貿易的訴求，例如《反對黑箱服貿行動宣言》提到: 「反對服貿，不是「逢中必反」，服貿最大的問題在於，自由化下只讓大資本受益，巨大的財團可以無限制的、跨海峽的擴張，這些跨海峽的財團將侵害台灣本土小型的自營業者。那個我們曾經引以為傲的中小企業創業天堂，未來將被一個、一個跨海資本集團併購。服務貿易協定的本質，和 WTO、FTA、TPP一樣，這些國與國的經濟協議，都是在去除國家對人民的保護。服貿協議，不管統獨、不管藍綠，這是一個少數大資本吞噬多數小農小工小商的階級問題，更是所有台灣青年未來都將面臨的嚴苛生存問題」。換言之，相較於自由貿易理論所描繪的美好願景，多數民眾更關切的是自由貿易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透過回顧既有學術研究的成果，我們可以初步瞭解造成這種趨勢的原因：首先，短期而言，自由貿易會創造贏家及輸家，造成勞工收入不平等的加劇，資源分配的不均進而會影響勞工的政策態度，自由貿易中的贏家更願意支持自由貿易，而自由貿易中的輸家則會傾向反對自由貿易。經濟學的HO模型及RV模型闡述了這種可能性，而許多國際上及台灣的問卷調查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這些理論的預測。其次，自由貿易本身或自由貿易的對象也可能違背民眾的社群認同或民族認同，傷害民眾所相信的價值。跨國的研究顯示，當民眾具有越強的民族認同，其越容易反對自由貿易。而台灣的資料更顯示，當民眾具有越強的台灣認同與泛綠認同，其越容易反對與中國進行自由貿易。

 

瞭解形塑民眾貿易態度的因素，對於政策制定者有何重要啟示？在太陽花運動之後，台灣的政策制定者都該謹記，自由貿易即便在某些條件下能夠帶給社會更大福祉，一旦自由貿易缺乏民意支持或缺乏民主程序的正當性，強行推動的政策終究難以永續，甚至可能讓推行成本遠超過政策所帶來的效益。

 

圖6 台灣貿易依存度 (=貿易總額/GDP*100)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台灣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長期以來大多超過100% （圖6），由此可見國際貿易對台灣經濟具有關鍵影響，自由貿易在未來仍將是台灣政治上的重要議題。未來的政策制定者如仍希望在具有民主正當性的前提下來推展自由貿易，目前的研究可提供以下基本原則：首先，政策制定者應明白民眾對自由貿易的態度可能因貿易對象而異，民眾贊成或反對的原因也可能因而不同。因此，政策制定者有需要針對不同的貿易對象，擬定不同的貿易政策，以便消除民眾對該對象的特定疑慮。例如對中國貿易所可能產生的國安問題，便應設立特別的制度及法令來加以監督管制。

 

其次，研究已指出個人就業上的考量是影響民眾貿易態度的關鍵因素，政策制定者應明白自由貿易會產生贏家，也會產生輸家，對於自由貿易下的弱勢勞工，政策制定者不但應以重分配政策對其進行補償，更應該全力協助其進行轉業。丹麥投入大量資源在成人教育，幫助勞工不斷學習新技術以便適應快速變化的勞動市場，便是一個可供台灣參考學習的案例。另外，建立提供金融上的援助也是協助弱勢產業轉型的重要環結。 政策制定者也可以透過教育政策來強化本國勞工在國際競爭中的比較優勢，而這樣的政策也需要針對不同貿易對象而有不同的設計，且在國內教育資源的分配上也應符合分配正義的精神。

 

最後，面對國內由民族主義而激發的保護主義，長期而言，政策制定者可透過提升民眾教育程度來逐步改變民眾的排外情緒，但短期來看，健全的民主體制才是緩解排外情緒的藥方。研究已發現，當民眾對本國的民主體制越有信心，其越有可能支持自由貿易。具體而言，政策制定者應讓貿易政策制訂過程中的重要資訊更加透明以受公眾監督。 在台灣，自由貿易常被特殊利益團體當作用來掩飾不公平競爭的口號，削弱特殊利益團體在貿易政策制訂過程中的強大影響力，從而讓市場體質能從少數壟斷走向公平競爭，也可視作未來強化民主體制的目標之一。

作者林竣達 為馬里蘭大學政治系博士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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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Soysa, I., & Neumayer, E. (2005). False prophet, or genuine savior?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opennes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980–99.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03), 731-772.

Greenhill, B., Mosley, L., and Prakash, A.. (2009). “Trade-Based Diffusion of Labor Rights: A Panel Study, 1986-200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3(4): 669-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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