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我們若以臺灣雞蛋產業中的養雞場為中心來看整體產業鏈，我們大致上可以分成前段的種雞場、中雞場、飼料廠，以及後段的蛋商。這樣的區分即前段的種雞場和中雞場供應蛋雞來源，而飼料廠供應飼料，一同幫助蛋雞場有充足的雞隻和飼料來生產雞蛋；而順利生產雞蛋後，則交由後段的蛋商來進行市場銷售。除此之外，蛋雞場尚且需要其他協力廠商的支援，最重要的有四個：藥商、外聘勞動﹙即勞動市場﹚、廠房設備商和雞糞處理廠商。這當中，藥商供給雞場日常疫苗和用藥；外聘勞動擔負雞場的日常工作，諸如撿蛋、餵雞、管理、清雞糞……等；廠房設備商除了一開始建廠外，可能也須提供日後的維護服務；雞糞處理廠商則協助雞場處理雞糞，尤其是針對新式密閉式水濂雞舍。

   除了上述外，在臺灣，有能力影響雞蛋產業的還有政府部門，此政府部門涵蓋農委會、經濟部、財政部、衛生福利部、各縣市的動物防疫保護處……等，只要其政策會影響雞蛋產業皆可涵蓋於內，而這裡我們統一歸納為政府部門。然而臺灣的政府部門並非雞蛋產業中「完全的自變數」，政府部門亦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而改變其農業政策，而這其他因素則可歸納為更外部的因子，在此篇文章中定義為：以美國為首的主要經濟體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烏俄戰爭、COVID-19疫情、全世界禽流感狀況、氣候變遷、其他影響大宗物資和蛋種雞供應的因子，於是上面所描述的完整的臺灣雞蛋產業鏈供應模型即為圖1。

圖1. 臺灣雞蛋產業鏈供應模型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政大蕭瑞麟教授在其著作﹙2020﹚中曾言及一個觀念，當我們深入研究一個社會現象，很多時候我們不一定有能力提出切實的解決方案，然而這樣的研究若能帶領我們因深入探討而「重新認識問題」，它的貢獻度與價值在很多情況下，往往不遜於提出一個解決方案。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也是如此，雞蛋產業的困境由來已久，絕非一篇文章即能解決，然而若能透過較為全方位的視野重新檢視這個問題，帶領讀者們「重新認識問題」，或能激發不一樣的想法，進而累積出實際可行的解決方法。

貳、臺灣雞蛋產業的當前困境－外部性因子

我們在前文述及，臺灣政府並非雞蛋產業中完全的自變數，它也是會受更廣大的外部因子所影響，而這些外部因子可簡單歸類為六項。

自2020年COVID-19疫情以來，全世界以美國為首的主要經濟體為了振奮當時陷入泥沼的經濟，紛紛祭出「寬鬆貨幣政策」，尤其美國，更宣告不惜以「無限QE」來振奮國內經濟。然而根據Fleming﹙1962﹚和Mundell﹙1963﹚的開放經濟總體理論，在開放經濟體系下的國際金融，各國間的貨幣政策會透過匯率與國內利率而相互影響，也正因如此，世界各國在2020年普遍實施寬鬆貨幣政策導致了全世界至今﹙2024年4月﹚一波強勁的通貨膨脹。除此之外，烏俄戰爭亦導致全球大宗物資價格浮動加劇，對原本已十分嚴峻的通貨膨脹現象，無疑是雪上加霜。對於臺灣雞蛋產業而言，以上三項外部原因直接和間接導致了雞蛋價格上漲，也成為臺灣這兩年多來高蛋價的遠因之一。

自2022年的冬天開始，全世界的禽流感如脫韁野馬般肆無忌憚地蔓延，美洲、歐洲、亞洲等主要畜牧國家皆大受影響。根據農委會資料，美國蛋價自2022年1月至2023年1月的漲幅為145.8%，而日本則為56.4%，相較於美、日兩國，臺灣僅15.3%，漲幅「表面上」看起來似乎較小。除了世界性禽流感之外，極端氣候的頻繁發生，也造成雞蛋產量銳減。在臺灣，蛋雞生活﹙生產﹚的合適溫度為15-27度C，太熱會造成熱緊迫，而太冷亦會造成冷緊迫，不僅如此，溫差過大又會造成溫差緊迫。上述緊迫皆會導致蛋雞抗病力下降，增加疾病風險，同時影響產蛋能力。除了這五個外部性因子，近年來也因為中國增加戰備儲糧，以及禽流感造成蛋種雞供應不足等，導致飼料價格攀升和蛋雞數量不足，進而造成雞蛋價格升高和產量下滑。

上面簡述的這六個外部性因子，疊加累積後，終於成為臺灣這一年多來缺蛋和高蛋價的主要原因。然而，政府的不當施政措施，同樣也是造成缺蛋的原因之一。

叁、臺灣雞蛋產業的當前困境－政府部門

從前文六個外部性因子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政府對於這六個因子是全然無計可施。因此事實上，針對此次全臺大缺蛋和高蛋價，政府能做的並不多。然而，儘管政府能做的不多，它卻因為直接管制蛋價而造成不效率的「黑市」。

2023年3月9日雞蛋產地價為每台斤45.5元，但當時外面黑市調蛋價格已攀升至每箱1300-1500元，即每台斤65-75元。價差如此巨大的黑市與市場價格造成一般民間市場往往是「有行無市」，即價格定在那裡，但買不到蛋；若希望買到蛋，則必須按照黑市價格循管道購買，這是整體社會不效率的現象一。上述是一般民間和蛋商的情況，而黑市的副作用同樣也蔓延到產地﹙即蛋雞場﹚。

越來越多第一線蛋商反應旗下養雞場私自賣蛋入黑市，少數養雞場甚至放掉蛋商，直接全場產量賣入黑市。於是，大部份第一線雞農辛辛苦苦地生產和老老實實地交易，卻無法賺得應有的利潤，這龐大的黑市利潤卻由少數蛋商與雞場獨佔，這是整體社會不效率的現象二。

站在政府的立場，它希望能平抑物價，不讓痛苦指數﹙通貨膨脹率+失業率﹚攀升，於是在權衡利弊下，它只能犧牲佔全體總人口極少數的農牧業人口﹙2.3%，主計處111年統計資料﹚，換得全臺兩千三百萬人口的認同。尤有甚者，根據Buchanan﹙1976﹚的公共選擇理論，政府有其私心，這私心通常是希望持續執政，於是公部門也必須視作市場上的一種「獨立參與者」，其立法和行政往往會為了滿足自身效用而罔顧社會大眾的期望。

從以上的邏輯思維來看，政府為了廣大兩千三百萬人口的利益犧牲少數農牧業人口的利益是符合其效用的，然而這樣的行為在此嚴重缺蛋的現實情況下，卻因為過度管制蛋價，反而造成缺蛋情況愈發嚴重的結果。這「價格天花板」也將造成長期供給力道不振，農牧業願意再持續投資此產業的意願受阻，甚至二十年前「鮭魚返鄉」的人才回流第一級農牧產業的情形不再……都可能造成農牧業「夕陽化」。

然而以政府的角度來看，既然持續執政「應該」是其主要目的，如何迎合絕大部份人民的喜好當是其施政的哲學基礎，於是對於不同產業進行不同的培植與管控也就顯得理所當然。觀察臺灣政府長久以來的施政方向，可以看到政府長期注資在電子產業、半導體產業、資訊產業、汽車產業、醫療照護產業、生物科技產業、觀光旅遊產業，以及能源產業，也造成非主力產業的發展不受重視，進而也同樣導致該產業「夕陽化」。﹙陳幸雄，2005﹚

肆、臺灣雞蛋產業的當前困境－產業鏈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此為唐代詩人李紳感念農家辛苦之詩，也正是蛋雞場雞農的一般日常寫照。

臺灣蛋雞場必須面對以下幾種成本的價格浮動：中雞價格﹙含種雞價格﹚、飼料價格、疫苗和藥品價格、勞動力﹙雇員﹚價格、廠房設備價格、雞糞處理價格，以及蛋商規費。其中的蛋商規費往往是這個產業的陋習，如實施已久的「紅盤」、「暗盤」、「洗箱費」、「大運輸負擔費」等。

近年來，由於物價飛揚，蛋雞場所面對上述這些相關費用幾乎都是大幅度上漲。蛋中雞價格從2020年的一羽115元，漲至現今（2024年4月）140元左右，漲幅超過兩成；飼料價格也從一公斤約10.5元，漲至14.5元左右，漲幅近四成；同樣的，疫苗和藥品價格、政府公布基本薪資、廠房設備價格﹙建材價格上漲﹚和雞糞處理費亦都持續地上漲，連政府明令蛋商須清洗蛋箱，蛋商竟然能轉而向蛋農收取清洗費……今日蛋雞場所面對的諸多成本費用大大地增加，造成蛋雞場沉重的壓力負擔，也讓蛋農在蛋價不如預期時，更主動且迅速地減產，以達損益平衡。

除了上述有形的成本壓力外，我們也需要討論心理層面，一般民眾厭惡畜牧業者，也確確實實增加畜牧業者經營的困擾。這些困擾包括環保議題、觀感問題、歧視……等有形和無形的另類壓力，皆促使許多業者萌生退意。其中，雞糞問題已成為蛋雞場近年來的痛中之痛，無論是正在興建的蛋雞場，或是原有的蛋雞場，都必須面臨嚴格但卻「配套措施不足的環保法規」。這些配套措施不足的環保法規使得原本可帶來收入的雞糞，反倒成為一筆不小的開銷。倘若只是成本開銷，倒還容易解決，但許多蛋雞場因雞糞商不足﹙市場吞吐量不足﹚，至今都還是違法處理雞糞，這無形中也是一股壓在蛋農心上的沉重壓力。

社會變遷，新一代的勞動力越來越要求工作品質和生活品質，骯髒、費力、幾乎無休假制度的畜牧產業，往往不是這些新一代勞動力的首選。當老一輩的蛋雞業者面臨世代交替時，卻苦無足夠的後繼人選可以替補。以往，蛋雞產業還可以藉由不錯的利潤吸引人才加入，然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自從政府明令將雞蛋定為民生物資後，那有形的手伸入蛋價機制，也造成明顯可見的價格天花板，這讓進入此產業的誘因降低，進而讓蛋雞產業可能走向衰微。

伍、臺灣民眾對政府在雞蛋產業中的角色的期望

根據2023年2月23日中國時報的社論報導，台灣大學農經系雷立芬教授認為：「缺蛋的問題去年也曾發生，但今年卻再度發生，就是農委會預測國內供需失準。」雷教授同時建議，「農委會應補助蛋農升級設備，減少氣候或禽流感影響外，也要鼓勵大型蛋農擴大生產。」

中廣董事長趙少康認為政府無能，「禽流感也不是只有臺灣有，這是季節性疾病，不能防治？」

無論是學者或名人，只要他們沒有親身深入第一線蛋雞產業，他們所提出的解方易有「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之憾。

首先，根據本文的研究架構，影響目前高蛋價與缺蛋的六項外部性因子，全非農委會能夠控制，更遑論預測。第二，即使能夠預測，雞蛋是時鮮食物，農委會必須提早多久進口雞蛋？進口多少數量？才能精確地在雞蛋保存期限到期時派上用場？這是不論哪一種顏色的政府也不可能長期預測此時程。第三，農委會在過去十年間，一直在鼓勵雞農將設備升級為新式密閉式水濂設備，然而諷刺的是，這樣的新式設備，正因為「密閉式」、「單批次」和「密集化」，其禽流感發生的機率和嚴重性完全不遜於傳統式雞舍。第四，鼓勵大型蛋農擴大生產，此點更是完全違反經濟原則。若無利潤，大型蛋農如何擴大生產？若有利潤，小型蛋農也可以增加產能。然而當市場價格機制被干預，蛋價僅能維持在一個價格天花板區間，沒有利潤，連維持現有產量的誘因都不足，遑論擴大生產？最後，COVID-19在人類社會中整整肆虐了三年才趨於平緩，人類對抗此病毒所使用的資源遠遠大於禽流感都尚需如此漫長的時間，我們卻認為病毒株會與時變異的禽流感僅是季節性疾病，可以靠防治就成功避免？倘若真如此，為何歐、美、日等先進地區和國家卻依然無法做到？

本篇文章並不是要為現今的農委會卸責，而是要指出一般民眾對農委會錯誤的期望。一般民眾期望農委會應該要來解決「高蛋價」和「缺蛋」的問題，然而依據本文的研究架構和層層論述，事實上，農委會「沒有能力」解決高蛋價和缺蛋的問題。除了前文敘述的六項外部性因子全非農委會能夠控制外，它基於錯誤的施政方向－管制蛋價，反而讓缺蛋情況更為嚴重，也直接導致了市場上出現極不效率的情況。蛋價不敷成本（因不能自由漲價），蛋雞場會淘汰產蛋率不到七至八成的母雞；然而蛋價若能自由調節，有足夠的利潤，產蛋率僅有五、六成的母雞也會被留下來繼續生產，有足夠的生產量，方有足夠的供應量，此點即是關鍵。

陸、雞蛋產業的相關政經分析：

一、修正主義（Revisionism）v.s維持主義（Conservatism）

本文一開始便提到蛋商和蛋雞場之間不合理的現況，包含實施已久的「紅盤」、「暗盤」、「洗箱費」、「大運輸負擔費」等規費沉痾，以及蛋商﹙臺北蛋商公會﹚長期控制蛋價報價機制的不平等權力結構，比比皆是蛋雞場方面希望能進行改革的項目﹙修正主義﹚。然而，佔據優勢的蛋商自然不願意輕易放棄手中已掌握的利益與利器﹙維持主義﹚，於是這數十年來雙方為此進行無數次檯面上與檯面下的攻防拉鋸。每當市場缺蛋時，蛋雞場﹙生產者﹚這方擁有的話語權即能水漲船高，短時間能抵制蛋商的一些不合理規費；然而絕大部份供需平衡或供過於求的時間，話語權仍操之在蛋商﹙掌控通路者﹚方面，使得臺灣的蛋雞場長期必須承擔這些不合理規費﹙可視為一種壓迫、壓榨﹚，進而普遍對蛋商怨聲載道。

二、自由主義（Liberalism）v.s社會主義（Socialism），以及未完成的轉型正義（Unfinished Transitional Justice）

自2021年開始，六項外部性因子逐步造成雞蛋短缺和蛋價飛漲，政府進而出手管制雞蛋價格，前後歷時約兩年。2022-2023年間，蛋價被不合理地限制在每台斤40.5-45.5元之間，與當時黑市價格每台斤65-75元﹙甚至一度漲到80元﹚形成巨大落差，這巨大落差亦如前文所述，讓整體雞蛋市場運作不效率，甚至有行無市，讓真正需要雞蛋的廠商或民眾幾乎無蛋可買。以上種種情形，竟意外地促使蛋商和蛋雞場聯合在一起，共同抗議政府管制蛋價的政策。

我們觀察上述情形，發現在那兩年雞蛋產業逐漸形成了蛋商聯合蛋雞場打著自由主義旗幟對抗政府的社會主義。不僅蛋商和蛋雞場，包含幾家大型農畜牧公司亦呼籲政府讓蛋價回歸市場機制，亦可視作民間企業抱持著自由主義來對抗執政者的社會主義。尤有甚者，這樣的對抗從更深一層角度來看，是臺灣社會經過數十年才好不容易爭取到的民主自由對抗政府專制獨裁的意識形態衝突。這裡我們要深究一點，政府憑甚麼強迫蛋雞場接受低價來生產雞蛋？政府憑甚麼強力管制蛋價不讓其按照市場機制來漲跌？難道臺灣在政治上步入自由民主國家行列，但在經濟上仍停留威權專制時代？如此深究下去，我們甚至可以提出：臺灣是否已完成從專制到民主的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

三、意識形態（Ideology）和公民意識（Civic Awareness）

事實上，上述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繼續深究下去即是臺灣社會長久以來的意識形態。居住在臺灣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究竟希望以甚麼樣的方式來對待彼此？希望政府以甚麼樣的方式來治理人民？這不單是政治經濟學上的重要議題，更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哲學觀與價值觀。無論中華文化或西方文化，哲學與政治經濟學皆息息相關，當中探究的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涉及到國家、人民與治理方式之間的關係。

倘若政府因為農畜牧產業人口僅占2.3%，進而「傾向」犧牲少數人口權益來獲取多數人民的﹙選票﹚支持，那就難保有一日這樣「不正義」的思維會發展成犧牲多數人民的權益來維護少數統治者的利益。這是哲學與價值觀的問題，即意識形態的問題，而非僅是簡單的數字取捨問題。

西方社會中，公民與公民意識的形成歷經了數個世紀，能夠建立公民意識的關鍵即是公平、正義與包容這三項價值觀，沒有這三項價值觀就沒有所謂的公民意識。著名的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1689-1755﹚曾說過：「專制政治的原理就是恐怖。」、「財產權是道德之神」、「獨裁政治權勢者的專制，對於民眾福祉的危險性，比不上民主政治人民的冷漠。」

我們若放任政府繼續管制蛋價﹙專制﹚，強迫蛋雞業者接受低價來生產雞蛋﹙損害其財產權﹚，不把這樣的不公放在心上，也不願為其發聲﹙冷漠﹚。久之，整個社會會習於這種「自掃門前雪」的風氣，會習於這種「為了己身利益犧牲他人權益」的作法，整個臺灣社會數十年下來所培育的公民團體與公民意識將會式微，所有當前的和未來的臺灣人民皆會蒙受其害。

四、食安問題和國家安全

臺灣﹙中華民國﹚並非一個不受其他國家威脅的國家，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即是臺灣政府一個很好的借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放棄以武力統一臺灣的前提下，臺灣能否單純以李嘉圖的比較利益法則，大量進口外國雞蛋來壓低國內雞蛋價格，則可能需要另從國家安全角度來思考。

過去這兩年的缺蛋和高蛋價情形，致使臺灣政府開始大量進口外國雞蛋來平衡國內蛋價。事實上，當國內雞蛋供給不足的情形下，政府適度地進口外國雞蛋原是無可厚非之事，但壞就壞在臺灣政府一方面控制﹙壓低﹚國內蛋價，一方面大量進口外國雞蛋﹙進一步讓蛋價滑落﹚，此舉讓國內蛋農寒心，紛紛萌生退場的想法。

由於臺灣本土的雞蛋品質平均來說高於外國進口雞蛋﹙無論是新鮮度、雞蛋本身品質皆明顯勝出﹚，政府理應讓市場決定其供需價格，即所謂的分級訂價，無謂打壓國內生產的雞蛋價格，使其最終與外國進口雞蛋價格相仿。讓市場決定均衡價格，長期來看，必是利大於弊，且臺灣本土糧食與民生必需品﹙如雞蛋﹚的存在和國家安全有深切關係，政府不支持就算了，怎麼還能反過來打壓呢？

柒、結論：臺灣雞蛋產業的未來展望

本文嘗試建構現實中完整的臺灣雞蛋產業鏈研究架構，當中根據觀察，設定了六項外部性因子，這六項因子為本篇文章的自變項，不受臺灣政府和雞蛋產業鏈的任何影響。同時，也因為有這六項外部性因子，本篇文章據此推論出：臺灣政府在當前「高蛋價」和「缺蛋」的問題上，幾乎是無能為力，其所能做的措施十分有限，無法符合一般民眾的期望。然而，無法符合民眾之期望並非政府管得太少，相反的，正因政府管得太多，將手伸進蛋價調節機制，進而造成缺蛋情況更為嚴重。

除此之外，整體雞蛋產業中最重要的一份子－蛋雞產業﹙即蛋雞場﹚，除了要面對政府不合理的價格管控外，也須面對愈發嚴格的環保規範、不斷增加的各項成本、社會大眾對畜牧業的歧視、勞動力短缺和雞糞處理問題……等幾乎難以解決的各項挑戰，導致整體產業放慢了擴大產能的速度，更因新舊世代接替困難﹙外部原因：價格管制，利潤下降，接班誘因降低；內部原因：新世代對生活品質的要求﹚，致使舊有傳統蛋雞場可能會逐漸凋零退場。

2022-2023年嚴重的黑市問題更是令人詬病，原本應該是整體蛋雞業者該賺取的利潤，轉移給少數蛋商和蛋雞場，形成了嚴重的不公平，也造成「有行無市」的不效率情形。尤有甚者，只要政府一天不正視其價格管制對蛋雞業者所造成的傷害，這黑市的情況就不會結束，長期以往，將延緩雞蛋產業的發展，迫其往夕陽化的方向前進。

在禽流感防治上，政府鼓勵蛋雞業者將養雞場改成新式密閉式水濂雞舍，更是方向錯誤。事實上，政府可以統計這些年來報撲殺的蛋雞場，有多少比例是新式密閉式水濂雞舍，它就能明白水濂式雞舍和防治禽流感之間可說是毫無正相關的關係。「密閉式」、「單批次」和「密集化」的特色，就注定了新式密閉式水濂雞舍同樣逃不過禽流感的感染、蔓延和最終可能全場撲殺的結果。

再者，本篇文章希望能糾正一般民眾對政府錯誤的期望。一般民眾會期望政府能解決「高蛋價」和「缺蛋」的問題，但事實上，有太多外部性因子是區區一個臺灣政府無法施力的，它和一般老百姓一樣都僅是現實的接受者而已，它如何能扭轉此全世界交互影響下的結果呢？倘若民眾能夠接受政府的「力有未逮」，政府或許才有意願承認自己的「無能為力」，也才有誘因減少做「大內宣」和「錯誤的蛋價管制」等無意義的施政。

另外，以政經角度來分析雞蛋產業，我們可以從蛋雞場力求改革的意圖﹙減少不合理的規費沉痾﹚，以及蛋商希望持續把持既有利益的現況視作修正主義與維持主義之間的拔河。然而近兩年，由於政府的手伸進蛋價報價機制，導致蛋商與蛋雞場史無前例地站在同一陣線，聯合反對「蛋價天花板」政策。此一情況，可視作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角力，並延伸探討臺灣政府或社會是否尚未完成從專制到民主的轉型正義？尤有甚者，這也讓我們可繼續探討臺灣社會當前意識形態的健康與否與公民意識的健全與否？此為將影響臺灣數個世代的重要議題。最後，雞蛋作為一種民生必需品，理應與國家安全有深切關係﹙包含所有臺灣本土糧食產業﹚。然而，政府壓抑本土蛋價和進口外國雞蛋讓國內蛋雞場﹙供給業者﹚心寒，紛紛萌生退場想法。此一情況，將極有可能導致臺灣本土蛋雞產業漸走下坡，弱化本土雞蛋自給自足的能力。

案本篇文章的研究架構、觀察和論述，雞蛋產業應是一個「維持現狀有餘」，但極有可能因政府錯誤的管制和其他眾多不利原因而走向衰微的「夕陽產業」﹙願意進入此產業的人才將越來越少，尤其是需親力親為的第一線蛋雞產業﹚。只要政府操控蛋價的手不願移開﹙其政策哲學基礎是為了兩千三百萬人的權益而犧牲少數畜牧業人口的權益﹚，這個產業的利潤前景就是不穩定與不明朗的，加上禽流感肆虐週期和極端氣候的發生愈加頻繁，都將導致此產業更不穩定的供應量，也直接造成蛋雞產業不樂觀的收支情況。在近兩年的蛋價攀升過程中，政府似乎認定「飼料價格」是「蛋價攀升」的主要原因，於是政府也無所不用其極地控管飼料價格。然而事實上，根據本文的研究，中雞價格、疫苗與藥品價格、勞動薪資、建材設備價格、雞糞處理費用，乃至於蛋商規費……在在都提高了第一線蛋雞業者的成本。這些沉重的成本來源政府無法全面管控，但政府僅管控「飼料價格」與「蛋價」，其餘的便放給業者自行去承擔……長期以往，這會造成飼料業者和養雞業者不平的心理﹙尤其是養雞業者﹚，進而讓其有退出市場的動機。

最後，本篇結論要呼應本文一開始的觀點，一篇有價值的文章不一定總能提出切實的解決方案，但它若能帶領讀者們「重新認識問題」，以一種更深入且更全面的角度來認識問題，那麼它的價值與貢獻度，在很多情況下，或許往往不遜於提出一個解決方案。

是為結論。

參考文獻

專書

蕭瑞麟﹙2020﹚。不用數字的研究：質性研究的思辯脈絡。五南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學位論文

陳幸雄﹙2005﹚。以系統觀探討台灣產業的發展〔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

期刊論文

Fleming, J. M. ﹙1962﹚. Domestic Financial Policies under Fixed and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IMF Staff Papers, 9, 369-379.

Mundell, R. A. ﹙1963﹚. 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9, 475-485.

Buchanan, J. ﹙1976﹚. Politics without Romance: A Sketch of Positive Public Choice Theory and Its Normative Implications. Inaugural Lectur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Vienna, Austria. Reprinted in volume 1.

報章

林良齊、周志豪（2023年 2月 23日）。未超前部署進口雞蛋因應：日缺逾百萬顆，學者批雞蛋供需預測失準。中國時報，A3版。

作者 林永翔 為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