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正在悄然進入一個轉折點。長年盤踞政壇的自由民主黨（自民黨）和立憲民主黨（立民）兩大勢力，正面臨信任危機與支持度下滑的雙重困境。自民黨在長期執政下，近年來接連爆發的政治現金問題與對社會變化的反應遲緩，也讓選民對自民黨的期待值每況愈下。黨內保守派與溫和派間的裂痕，也讓政黨的凝聚力顯得搖搖欲墜。

與此同時，立憲民主黨作為最大在野黨卻未能抓住自民黨式微的契機，加上支持者結構快速高齡化、政策又過於理想化與抽象，使得年輕與中間選民難以產生共鳴。兩大黨的功能失靈，導致「無黨派層」在民間迅速擴大，越來越多的選民自覺被傳統政黨體制排除在外，尋求新的政治表達平台與代表。

在這樣的政治真空之中，屬於右派政黨的參政黨與國民民主黨的快速崛起並非偶然。他們各自代表了對政治冷感與不信任的兩種解答模式：一個以強烈的民族主義與情緒動員為武器，另一個則以務實理性的政策方案與數位策略建立信任，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卻同樣在混亂的政局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立足點。

參政黨自2020年由神谷宗幣等人創立以來，以「政黨DIY」為號召，強調「因為沒有想投的政黨，所以自己動手做一個」，這個草根精神深深吸引了長期對政治冷感甚至憤怒的選民。他們的核心理念可被歸納為三個主軸：反對全球化、重建傳統價值，以及強調日本的國家利益與主體性。

參政黨的政策主張中包括反對移民、限制外資、恢復傳統教育如「教育勅語」等，吸引了對現代化與開放政策感到焦慮的保守選民。此外，他們在「食與健康」議題上傾向非主流言論，支持天然食材、反對食品添加物，並在新冠疫情中傳播疫苗相關陰謀論，進一步鞏固與主流價值觀疏離的群眾。

參政黨的組織策略也不同於傳統政黨。他們不依賴既有的勞工組織或企業資金，而是深耕於YouTube這些社群平台，以數位平台建構封閉而高黏著度的社群。透過具爭議性的發言吸引媒體關注，創造「炎上式擴散」效果，這種手法不僅塑造「被打壓者」的敘事，更強化支持者的信念。參政黨所構築的，已非單一政黨，而是一個完整的資訊生態系與政治替代現實，極具動員與防禦力。

這也使得參政黨的興起，不僅開始改變日本政治版圖的邏輯，更在社會層面掀起了深遠且持續的連鎖效應。這個從YouTube與街頭誕生的政治實驗，不只是政黨競爭的參與者，更是一股價值觀重組的觸媒。其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反全球化立場與對傳統價值的訴求，正逐步重塑選民的政治參與動機與社會認同基礎。

參政黨最具社會影響力的一點，在於其打破日本社會對於「政治冷感」的慣性，喚醒了本來處於邊緣化或沉默狀態的特定群體。他們中的許多人長年感受到制度的不公平、文化的失落感或身份的模糊，卻找不到可託付的政治話語。參政黨以「我們才是被遺忘的大多數」的姿態登場，成功將憤怒、失落與不信任轉化為集體行動的燃料。

這類動員，不只是反對主流政策或執政黨，更是對當代日本社會變遷，像是少子高齡化、多元化、數位化、全球化議題的反射式反應。參政黨在政策層面提出許多看似非主流甚至極端的主張，但其核心支持者並不僅僅是追求政策實現的理性選民，而是尋求身分認同與情緒出口的「價值型投票者」。

在這樣的情境下，參政黨的社會影響遠超選票本身。他們改變了公眾如何理解政治、如何獲取資訊，甚至影響人們對事實與真相的界定。對傳統媒體與學術機構的不信任，使其支持者更依賴政黨自製內容，形成資訊孤島與認知迴圈，進而對公共討論的健康性構成挑戰。

儘管參政黨在政策風格上具有某種程度的「極端性」，但它與歐美的右派民粹主義並不完全相同，而是發展出帶有濃厚「日本本土特色」的政治語法。這樣的本土化現象，是理解其社會動員模式與政治效果的關鍵。

在歐洲，尤其是法國國民聯盟、義大利的兄弟黨，民粹主義多數圍繞著移民問題、伊斯蘭文化、難民危機等直接衝擊主體民族安全感的議題展開。然而，日本的右派民粹則以文化保守、歷史敘事與「失落的主權」為主要訴求焦點。參政黨強調「天皇中心的精神國體」、「教育勅語的復權」、「日本文化的純化與守護」，這些訴求與種族衝突無關，而更接近文化民族主義的範疇。

此外，參政黨並未強調經濟上的保護主義以扶植工人階級，而是將「反全球化」轉化為一種精神象徵，參政黨反對多國企業對食物安全的壟斷、反對西方標準對日本教育與文化的侵蝕、反對疫苗與藥品公司壓制自然療法。這種方式雖帶有陰謀論成分，卻也成功地將「身體與精神的主權」串聯成一種全民議題。

更值得注意的是，參政黨對於歷史的使用方式，其黨內幹部與演講中常出現對近代歷史的修正詮釋，例如美化大東亞戰爭、淡化日本殖民統治的傷痕、或訴求「真正的愛國教育」等，這些主張雖飽受學界批評，卻在特定族群中激起強烈回響，進一步鞏固「我們與他們」的對立框架。

這些策略讓參政黨不再只是一個政黨，更像是一場文化運動甚至宗教活動。他們透過可視化、簡化與情緒化的方式，把原本冷僻的歷史與文化議題轉化為社群內的日常語彙，進而塑造出一種「新保守的生活方式」。

如果要將參政黨放入全球政治版圖，可以看出其與歐美的右派民粹主義之間的若干共通點與重大差異。從形式上看，參政黨採取的手法與川普領導的美國「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運動頗為相似——大量依賴社群媒體、將主流媒體視為敵人、塑造「被迫害的人民」形象，以及利用反菁英、反專家語言來擴張政治邊界。

在歐洲，義大利總理喬治亞·梅洛尼（Giorgia Meloni）與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án）同樣以強調「主權」、「傳統家庭價值」與「基督教文明」為主軸，對抗「左派精英主導的全球秩序」。參政黨與這些領袖共享的，是一種對既有體制之不信任，以及對傳統價值的復興情感。

日本的特殊性卻也造成參政黨在議題選擇與動員邏輯上呈現明顯斷裂。首先，日本本身並未經歷大規模移民潮與文化衝突，因此對「外來文化衝擊」的想像更多來自媒體與歷史記憶，而非日常經驗。這讓參政黨的反外國人情緒更傾向於象徵層面的政治操作，而非社會問題的直接反映。

其次，日本保守主義的歷史根基與歐美不同。歐洲民粹右派多源自工會衰退後的藍領反叛，而日本的保守主義則常與皇室尊崇、國體精神與教育倫理連結，呈現出一種「禮教化、去階級化」的保守主張。這也使得參政黨的動員語言更具傳統文化氣息，而不單只是社會憤怒的出口。

在國際關係與安全議題上，歐美右派往往強調「退出多邊體系」、「自主國防」，但參政黨對於外交政策的立場仍不明確，其對美國的態度也較模糊。儘管黨內有批判美日安保體制的聲音，但多數仍停留在情緒層面，未形成系統性的戰略論述。

從社會整體層面而言，參政黨所帶來的最大變化之一，是公共對話結構的轉變。過往政治爭辯多依賴報章雜誌與電視媒體，具備一定程度的共識與信息共通基礎。然而，參政黨所構築的「資訊泡泡」生態，讓其支持者只接收來自黨內或同溫層社群的內容，拒絕異議、質疑與批判。

這種趨勢不只出現在日本，實際上與美國「後真相政治」的發展高度相似。當選民對主流媒體失去信任，資訊來源多樣但缺乏交集，「真相」便不再是客觀實證的產物，而變成「所屬社群所認定的信仰」。這類分眾資訊模式對民主制度而言是極大的挑戰，因為它削弱了理性辯論的可能性，並使選民更容易陷入極化與對立。

參政黨的支持者對於批評極度敏感，並傾向將反對聲音視為「主流壓迫」的延伸，這種「受害者正義」的敘事框架，使黨內世界觀自我強化、越發封閉。此現象與歐洲右翼民粹在「主權危機」、「文化滅亡」等情緒上的操作如出一轍，說明民粹主義在不同國家的表現雖各異，卻共享一套動員情感與封閉認知的基本邏輯。

從長期來看，這樣的發展可能導致公共領域的破裂，使社會討論無法達成共識，最終使民主決策機制失能。而當國會中有更多政黨以「不合作、不妥協、不參與」為基本姿態存在時，政策協商也將日益困難，讓政治陷入表面活絡、實則癱瘓的泥沼。

相對於參政黨的強烈情緒動員，國民民主黨的崛起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路線。他們主打「改革中道」，由玉木雄一郎領軍，提出務實可行的政策方案，並強調「是是非非」的理性態度。無論法案由哪個政黨提出，只要對國民有益，便給予支持，這種「超越對立、專注成果」的立場，在選民中產生極大共鳴。

國民民主黨最核心的政見之一，就是「手取りを増やす（提高實領薪資）」。藉由減稅、突破「103萬日圓的就業門檻」、支援家庭與青年族群等措施，國民民主黨成功地將抽象的經濟改革具體化，並使政策議題貼近選民生活。玉木個人開設的YouTube頻道「たまきチャンネル」則以清晰、易懂的方式解釋政策，成為黨與大眾間最重要的橋樑。

然而，這些被稱為「廚房桌議題」（kitchen table issues）的政策背後，也引發了一個愈來愈明確的問題：財源從何而來？當政策設計偏向支出導向且具持續性，而財政收入卻未見對應提升時，如何確保永續的財政結構，成為政黨邁向執政或規模擴張的關鍵挑戰之一。

面對財政負擔問題，國民民主黨曾嘗試提出一系列非傳統手段來補足財源缺口。最受矚目的包括「教育國債」的發行構想，以及主張將日本銀行持有的部分國債轉換為無息永久債，甚至提議以類似「財政貨幣化」的方式，在不立即增加實質負債的情況下提供政策資金。

這些提案雖在政治上具有突破性，卻也迅速引來經濟學者與財政專家的激烈批評。一些學者指出，所謂「教育國債」雖名為專項用途，但實際仍然進入整體國債規模計算，等於間接擴大國家赤字；至於永久債的發行或日銀債務免除構想，更可能違反財政紀律，引發對日本國債市場穩定性的長期疑慮。

此外，面對黨內外質疑「減稅與給付是否只是選舉話術」時，國民民主黨方面往往無法提出足夠細緻的財源模型來自我辯護。這樣的情況導致該黨在選民面前雖具政策魅力，但在專業社群中仍難以完全取得信任。正如某評論指出：「國民民主黨的財政策略看似創新，實則避重就輕，繞過最困難的財政平衡核心。」

這也反映出國民民主黨所面對的根本困境：作為新興勢力，他們需要快速吸引選民支持，難以在短期內提出嚴謹但難以理解的結構改革計畫；然而，當政策真要落地時，卻必須面對嚴酷的財政現實與財源配置限制，這兩種壓力往往相互牴觸。

此外，國民民主黨透過數據驅動的「網路どぶ板」戰略，測試不同廣告文案效果，再迅速調整訊息投放策略，展現類似新創公司般的敏捷與創新能力。這種策略深得都市年輕族群、數位原生世代的青睞。國民民主黨的選民多為20至30代男性，集中於東京與其他大城市，對安全保障政策亦持務實態度，不受傳統左派觀點所束縛。觀察國民民主黨的政治邏輯，不難發現其在財政政策上的風格與當代新創公司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採用「試錯式」與「敏捷式」的策略，重視反應速度與社會回饋，而非傳統政黨那種由上而下的長期規劃模式。

在選舉期間，國民民主黨會快速測試不同政策話題的反應，再將最受歡迎的口號與訴求進行聚焦放大。例如「手取りを増やす」便是在大量廣告A/B測試與點擊數據中脫穎而出的結果。這種以「市場反應優先」的思維模式，使其財政論述傾向於「受眾導向」而非「結構導向」。

這樣的做法確實帶來短期支持的快速累積，但也潛藏長期穩定性的風險。當一個政黨的政策架構由「數據驅動的訊息測試」主導時，容易忽略政策之間的結構性連貫與財政可持續性。例如，在減稅政策大受好評時，很少討論其對地方財政收入與社會保險制度的長期衝擊。

而一旦政黨規模擴張、進入實質問政階段，就必須面對比「贏得選票」更棘手的問題，像是撰寫預算案、確保稅收來源、協調不同利益群體等。國民民主黨是否有能力從「選舉型組織」轉型為「治理型政黨」，將成為其在日本政壇上能否長久立足的決定性因素。

儘管面臨財源匱乏與信任赤字等難題，國民民主黨在財政政策領域仍擁有潛在機會。首先，其強調經濟成長與勞動市場活化的取向，在社會對「可支配所得提升」有明確期待的當下，與民意的方向契合。其次，其中道、是是非非的姿態，讓其有機會在國會中成為關鍵少數，進一步推動務實財政折衷案。

未來若國民民主黨能在減稅與財政規律之間取得平衡，甚至推動社會保險制度與地方財政改革，也有望轉型為「財政改革推動者」的角色。例如，若能引導社會對於「給付型支出應有對應財源」的共識，並推行例如「自動增收型稅制」或「科技產業課稅調整」等政策，有可能重塑其在財經領域的專業形象。

只要黨內進入過度依賴選舉訴求導向的政策製造模式，就無法長期提出成套預算規劃與清晰的財政平衡藍圖，則可能面臨「說得出但做不到」的信任危機。國民民主黨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身為黨首的玉木雄一郎，他的個人魅力與傳播能力的確可以成為黨的核心資產，但也因此導致「個人依存」的組織風險。一旦領袖更迭或退場，黨的發展將面臨不確定性。如何從「玉木品牌」昇華為穩固的制度與組織文化，將是國民民主黨邁向長期成長的關鍵。

現在的國民民主黨正走在一條極需精準掌握的鋼索上：一方面要維持親民、靈活的溝通優勢；另一方面也必須建立起政策邏輯與財政現實之間的橋樑。唯有如此，他們才能從「不滿政治的出口」成為「可長可久的治理選擇」。

不過，提到這兩個右派政黨的興起，就不能不提促成他們快速崛起的原因，日本政治長期以來被視為相對保守、節奏緩慢且依賴面對面人際網絡的民主體系。過去的選舉活動多仰賴街頭演說、支持團體動員與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然而，自2013年日本《網際網路選舉運動解禁法》正式施行後，這個局面出現了根本性的轉變。尤其到了2020年代中後期，以YouTube、X（前Twitter）、LINE與TikTok為代表的數位平台，已不再只是輔助工具，而成為政治競爭的主戰場。

參政黨與國民民主黨的崛起，就受惠於這類新的傳播方式的出現，仔細看這兩個新興政黨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他們都沒有龐大的傳統組織或媒體資源，卻能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大知名度並動員選票，成功關鍵就在於靈活、主動且策略性極高的數位運用。

選民的資訊接收的習慣的改變，也加速了社群平台的影響力。根據 2025 年統計指出，20至39歲的年輕選民中，超過七成表示「政治資訊的第一來源是社群平台」，而不到兩成選擇電視新聞，報紙則更少。政治溝通的重心已從傳統公眾空間轉向演算法主導的碎片化環境，這讓擅長數位語言的政黨佔據先機，也迫使其他勢力不得不重新思考溝通策略。

數位平台不只改變了資訊傳播的速度與形式，更催生出全新類型的候選人與政治活動樣貌。過去，政治人物的形象塑造仰賴記者採訪與報導，但在社群平台時代，他們可直接對選民發聲，跳過「中介門神」。這一點對資源有限的新興政黨尤其關鍵，因為他們難以從主流媒體獲得曝光，但可透過YouTube直播、推文與短影音，快速吸引大量目光。

參政黨即是典型案例。該黨創黨初期即將YouTube頻道視為政黨基礎建設之一，至2025年已累積超過50萬訂閱者，成為其政策宣傳與動員的核心平台。他們的影片多以語氣強烈、論述明確、情緒張力十足的內容吸引觀眾，在標題與縮圖上則充分運用煽動式語言與誇張圖像，以迎合演算法偏好，進一步擴大傳播效果。

國民民主黨亦在「數據驅動型選戰」上展現高度技巧。黨首玉木雄一郎透過「たまきチャンネル」親自傳遞政策觀點，建立高信任度的個人品牌。同時，黨內設有專責團隊進行社群廣告A/B測試，藉由分析留言數、觀看時長、互動率等指標，優化訊息內容與傳遞方式。這種高度「使用者導向」的傳播邏輯，與矽谷新創公司極為相似，顯示政治運作正逐步平台化與商品化。

另外，LINE的角色也不容忽視。這個廣泛用於個人通訊的應用程式，已被多個政黨視為「直接面對選民的選舉工具」，透過推播政策摘要、行程通知、個人問答功能等方式，營造親密互動感，進一步深化支持者黏著度。

雖然數位平台的崛起帶來政治參與門檻的下降與民主的普及化，卻也伴隨不少潛在危機。最引人關注的是「資訊泡泡」（information bubble）與「回音室效應」（echo chamber）所造成的社會分裂與認知隔離。

以參政黨為例，支持者群體普遍展現出對主流媒體與既有學術權威的高度不信任，轉而將政黨發佈的YouTube影片、SNS內容視為「真實的聲音」。這導致他們所接收的資訊極為單一，並強化既有信念，對反對意見甚至出現敵視或陰謀式詮釋，形成一種資訊上的自我密閉系統。

這種現象並非日本獨有，而是全球民主國家在數位轉型中普遍遭遇的難題。例如，美國「川粉」社群主要依賴右翼新聞網站與論壇進行資訊交流，歐洲各地極右政黨的支持者也往往透過Telegram、WhatsApp等封閉式通訊工具自我組織，遠離傳統新聞場域。

在日本，這樣的資訊生態也正挑戰著公共對話的基本條件。當各群體之間無共同參考框架可供討論，「共識」成為奢望，「辯論」變成衝突，而「協商」則難以展開。這對民主制度的長遠穩定構成威脅，特別是當虛假訊息、陰謀論、情緒煽動性內容在數位空間內更易於快速傳播時，政治極化的速度與程度都可能超出過去的經驗範疇。

在數位平台已然深度介入選舉活動的當下，日本政治體系也開始意識到「平台即政策環境」的現實。選舉公正性、資訊透明度與言論自由之間的平衡，正成為法規與制度設計的重要新議題。

目前，日本針對數位選舉活動的規範仍屬較為寬鬆。除特定時間內禁止散布謠言與收受非法捐贈外，多數政黨在SNS上的行為仍屬「自律管理」範疇。然而，隨著演算法推送影響選民偏好與認知的證據日益明確，是否應引入更高層級的監督與透明機制，已成為討論焦點。

例如，有聲音主張應要求大型平台對政治廣告內容、金流、觸及對象與演算法邏輯進行公開報告，以確保公平競爭與選民知情權；也有人建議仿照歐盟，對平台散布虛假資訊行為實施罰則或緊急下架處理，特別是在選舉前夕敏感時期。

另一方面，政黨本身也應進行「數位素養」提升工程。若政治人物只將社群平台視為單向宣傳工具，而非雙向溝通與信任建立的空間，那麼其使用方式將無法避免地淪為操作性與煽動性工具。如何建立「誠信導向的數位競爭文化」，不僅仰賴平台規則，也需要政治從業者本身的自我約束與制度性誘因設計。

所以，參政黨與國民民主黨的雙重崛起，不僅重塑了日本的政黨版圖，也徹底改變了政治參與的邏輯。日本從過去自民黨與單一強勢在野黨（如舊民主黨）對峙的兩極格局，逐漸邁向多黨化的碎片化局面。參政黨挑戰的是自民黨的右翼堡壘，而國民民主黨則以實務導向搶奪立憲民主黨的中間選民與青年支持。

這種情況下，傳統政黨若不自我革新，恐將面臨持續邊緣化的命運。選民早已不再是意識形態的忠誠信徒，而更傾向尋找可以「解決問題」與「產出成果」的現實選擇。數位媒體與社群平台的盛行，讓每一個政黨都得學會直接與選民溝通，而非仰賴報章或電視的轉述。

從全球視角看，參政黨所代表的右派民粹主義潮流並非孤立現象，而是對全球化、菁英政治與社會焦慮的集體回應。而國民民主黨則展現出民主國家在後疫情與經濟壓力下的一種新中道選擇，不再強調左或右，而是專注於解決當下可見的民生課題。

這場政黨變革或將走向更大的政界重組。當傳統派系與黨紀的意義逐漸式微，當選民的忠誠越來越流動，日本政壇將步入一個充滿變動性、挑戰與機會並存的新時代。未來的政黨能否存續，不再取決於組織歷史或權力資源，而是能否清晰定義自己的「價值主張」，並真正貼近特定社群的需求。

 

 

 

 

 

作者   福澤喬   為台日商業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