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社會責任、法律規範及新聞自律，本無孰重的問題，最好能全部兼有，但若權衡當前台灣民主化的轉型正義不足，任何不利新聞自由舉措，皆應優先防杜，避免法西斯幽靈復活。今天就算狗仔跟拍採訪有不當之處（對象應為政商名流、知名演藝人員，若涉及侵犯一般平民隱私權，乃至浮濫的八卦報導，則另當別論），但絕非是透過大法官們釋憲手段，將已落伍的「違警罰法」在《社會秩序維護法》中復辟，使被媒體監督的警察機關得以介入審查新聞採訪，讓警察認定記者跟追人是否過當，代替閱聽大眾判斷新聞價值與公益性；大法官們竟謂若不服裁罰，可向法院聲明異議（此時記者已喪失採訪先機）云云，簡直荒謬至極！在民主先進國家，採訪行為是否過當，須經法院公正審理，而非警察機關逕自認定，顯然大法官們對新聞採訪為何物，根本一知半解，使此一釋憲案淪為恐龍「法匠」的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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