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自信積極，鼓勵進行智庫與城市交流
今年1月14日，民進黨召開中國事務委員會的第五次會議，經過了冗長的討論與折衝之後，通過並公佈了「2014對中政策檢討紀要」，被視為是這個階段民進黨在兩岸政策上的最新立場。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在會後的記者會上表示，「深刻體認民進黨對兩岸之間的各項新生事務，必須有靈活的政策因應，讓兩岸交流的不利因素降低，互利因素增加」，並強調「紀要」有幾個與以往不同的特點，其中一項是「更自信」，主張要更自信積極的參與，鼓勵黨的智庫與地方執政縣市與對岸進行智庫與城市交流。另外則是「更善意」，重視兩岸公民社會的交流，增進、擴大對「庶民中國」的理解與交往。
將鼓勵智庫與城市交流記載在黨的政策文件中，被黨中央視為是具有意義的轉變。不過，民進黨人士從九零年代迄今，與對岸的來往始終是非常頻繁，其中更不乏智庫之間的交流與座談等活動，而執政縣市首長也都赴中國去銷售農產品或爲城市活動進行宣傳，黨內重量級人物包括謝長廷已經赴中國參訪、前主席蔡英文的小英基金會也派出財經政策參訪團，民進黨對於兩岸交流並沒有不夠積極的問題。
因此，值得探究的，並非民進黨是否積極或自信去看待交流，而是，在兩岸事務上，民進黨扮演何種角色，如何自我定位。「交流」是一個廣泛的概念，本文將討論範疇侷限在民、共之間的「交往」上，亦即民進黨人士與中方人士的互動與往來，包括官方、智庫以及民間組織人士。
首先要先弄清楚的是，「交往」的目的是什麼？既然黨明確的說要「鼓勵」交往，那麼，這個政策方向必然有其動機與目標。去除個人因素，大部分綠營人士對於為什麼要進行交往，目的都是功利性的，就是為了要重返執政。其邏輯是：民進黨之所以無法重返執政，是因為其兩岸政策與主權論述不被中共所接受，若重新執政，將因民共之間欠缺互信基礎，導致兩岸關係出現「倒退」--既有的協議與往來都可能凍結或中斷，例如ＥＣＦＡ，或者中止陸客來台，最終將是台灣經濟利益受損，人民的就業與生計受到衝擊（票投給民進黨等於經濟衰退。），而這是民進黨輸掉2012」的改變，才有機會解構當前的國共聯手杯葛民進黨就必須要有所改變，大選的主要原因。
民進黨為了要說服這群「經濟選民」，它有能力與北京維持好關係、穩定兩岸局勢，讓兩岸經貿關係繼續發展，就必須要做出改變，而且是讓北京、台灣選民都「有感」的改變，才有機會破解當前的「國共聯手」格局，至少讓北京在大選過程中不單押國民黨。這就是所謂的「經濟選民論」，認為民進黨的「最後一哩路」掌握在這群經濟選民手中。
簡單地講，交往的目的，是為了用行動向世人證明，民進黨是可以被中共接受的。若中共接受、或至少不杯葛民進黨，台灣人民以及國際社會就能認同民進黨有能力與北京維持良好關係，所以民進黨就有拿回執政權的機會。
台獨或不台獨？是道難解的題
依據中共的習慣，在進行談判、協商之前，一定要先爲這個過程定性，然後才有談判的策略與議題的設定。而國、共兩黨的交往，它的定性是，中國人對中國人，以追求統一、反對台獨爲共同目標，屬於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亦即，是在「一個中國框架」原則之下的互動。只要在它設定的框架之內，則「什麼都可以談」。
民進黨要與共產黨交往，要如何處理這個定性？目前，公開的說法是，民進黨一直不認同「九二共識」，也拒絕放棄台獨立場，因此民共之間沒有黨對黨交往的基礎。也因此，儘管綠營往返對岸者絡繹於途，都是非正式的互動；而對岸的公開講話涉及到民進黨時，言語之間常充斥負面意涵。
北京的「台獨」、「九二共識」條件，在國家領導人習近平上任之後出現一些調整，北京目前可以接受，民、共不必然要以「九二共識」作為交往基礎，雙方可以找出民共之間的共識，但是，民進黨必須要做出一些象徵性動作，向外界交代他們不再追求法理台獨（例如，做成「凍結台獨黨綱」的決議），讓北京長期以來的「拒綠」立場找到轉向的下台階。
依照北京的慣例與模式，民進黨若希望開展民共交往，就要先做兩件事，第一是找出彼此都能接受的「民共共識」，第二，就是做出一個「不再追求台獨建國」的宣示或行動。在這個思維之下，這一兩年來不斷地有人主張要放棄（廢除、凍結）台獨黨綱，前行政院長謝長廷也拋出以中華民國憲法為共識基礎的「憲法各表」，希望能作為民共共識。
這些主張，引發很多討論。沒有人會懷疑民進黨堅持、捍衛台灣主權的立場，它不會被質疑要往統一傾斜、「賣台」。但風險是，「獨立」一直，是民進黨的核心理念，這些動作，會讓持相同理念的支持者對它失望、流失基本盤。最關鍵的是，這樣做了之後，是否民共就能正式交往、產生讓人民信賴它、進而轉向支持它的效果？這點，恐怕沒有人敢打包票。
民共交往，是為建立互信，為彼此的調整做準備
兩岸之間的交手不是請客吃飯，北京和民進黨互動的目的也不是為了幫助民進黨重返執政。北京的目的是將兩黨都放在它可以掌控的框架之下，避免台灣因為政黨競爭、社會發展、兩岸互動等原因，而與中國漸行漸遠，讓「統一」的機會更趨渺茫。至於民進黨，如果無法讓它放棄台獨主張，則必須預防、避免它重返執政。
在現有的國際與區域政治的格局之下，台灣的選項是有限的，作為一個相對少數的反對黨，民進黨的選項更為有限。除非台灣主流民意出現大的轉變，例如，轉向支持統一、或願意接受一國兩制，否則，美方與台灣人民會希望民進黨能扮演好「煞車閥」的角色，讓兩岸關係、尤其是政治關係維持一種有點黏但又不會太黏的狀態，這是堅持民主與人權價值的民進黨的宿命。在這種格局之下，如果沒有經過充分的溝通過程、做出一個漂亮的轉折，民進黨若在短時間內要做上述兩項行動，將伴隨著政治風險。
建立互信，主導議題，建構新的互動模式
現階段，民共要做到如國共交流般的黨對黨交往，可能性不大。但雙方基於戰略的目的，必須要管理好彼此的關係，北京要掌握民進黨的想法與動態，民進黨必須要對外展現它有能力與北京交往、維持穩定的互動關係，這對雙方而言都是非常現實的需求，也必須要有務實的態度與彈性的做法。
長期以來，對岸與民進黨人士的互動，絕大多數都是透過邀訪、座談、研討會等形式，了解綠營的政策方向、選情資訊、人事脈絡，都屬於「資訊蒐集」的層次，談不上所謂的「交往」。之所以一直停留在這個階段，一方面是因為北京認為只要確保國民黨執政，就不需要去理會民進黨；另一方面，是因為民進黨的組織形態與性格與共產黨南轅北轍，民、共之間從來就沒有「互信」可言。所謂「互信」不是一種黑箱作業或私相授受，而是彼此的宣示或承諾、公開的談話，能被對方信任或接受。互信的建立是需要花時間的過程，必須要透過有效的、有意義的交往來達成。
民共交往，應該是要嘗試建立真正的互信，為彼此未來的可能調整預做鋪排。目前不應急於要求對方做出根本性的改變，而是確立政策方向的穩定與可靠性。就台灣內部政治的角度，意味著民進黨要在對中政策上有穩定而且一致的立場，不僅是政策宣示的一致性，還包括代表性政治人物的言行的一致性。另外，當前台灣主流民意是傾向「政經分離」的兩岸關係，民進黨希望爭取最大的支持，就必須有相應的兩岸政策。
就民共交往的角度，目前與綠營政治人物打交道的多數是中方的涉台系統、即各個部門處理涉台業務的人士，談的話題每每圍繞著政治議題打轉，或僅是單純的蒐集選情資訊，這些對綠營本身並沒有實質的利益可言。綠營要展開與對岸的交往，必須要設定議題，以掌控主控權，不需要落入競相比較會晤官員層級、接待規格的由北京設定的傳統架構。
至於議題的設定，民進黨應基於台灣生存與發展的戰略高度來思考，亦即，民共的交往，是為了確保台灣最大的利益，因此民進黨有必要全盤、深入了解中國的發展狀況與政局演變，才能正確分析、研判情勢，據以做出相應的決策。因此，除了政治局勢之外，經濟戰略、產業轉型、分配問題、民主開放過程的社會轉型，甚至是人口老化、環境治理、城市規劃等，都是雙方可以深入探討、交換意見的議題。
民進黨有中央與地方執政的經驗，有更為開放多元的思維與價值，也有很好的政策人才與各層民意代表，這些資源都是民共交往時的利器，可以幫助自身真正掌握中國的發展現況，也可以展現民進黨的能力與自信，同時在過程中逐步建立一種新的交往模式，借用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的說法，民共之間的交往可朝向一種「多層次、多面向」的互動方式來建構。民共之間能透過這個過程，找出讓彼此覺得安全、可信任的語彙表達與互動模式，這比雙方始終膠著於是否廢除台獨黨綱要有建設性。同時，這些議題可以不涉及政治定位，可以創造出更彈性的交往空間。
無論民進黨未來能否再度執政，北京都將持續與綠營人士的互動，也會繼續一步一步軟硬兼施、要求民進黨軟化既定立場。站在政黨的角度，「交往」本身必須要有助於其存續與壯大，同時不能背離基本價值，這對民、共都是挑戰，但並非零和的賽局。
作者吳敏之為政治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