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又到了縣市長選舉年。在台灣，國族認同一直是選戰裡經常被喚起的議題。猶記得上屆台北市長選舉時，柯文哲祖父母的成長背景不小心成了一段插曲：批評者以其參加過皇民化運動，暗示其擁有「日本人」認同而質疑其國家忠誠。就選戰「策略」而言，這樣的操盤註定是失敗的。一來，這個議題與市政規劃無關；二來，祖父母輩的認同對一個人究竟能有多少影響，對民眾的說服力恐怕是不大；第三，這樣的論述操作忽略了大部分的台灣民眾對日本的印象是友善、親近的；第四，這也代表了這個策略所能動員的群眾太過狹小–它所動員的是那些將自己置身於八年抗戰敘事結構中、在此世界觀裡將日本人視為國家敵人的群眾們。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為國族主義是一種人們理解世界的新方式；的確，當有人嘗試以某個國族論述攻訐另一人時，我們無法依其批評而論定被批評者即有其所述之特質，但我們往往可以知道批評者是用什麼樣的框架來理解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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