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從多里坤．艾沙談起。多里坤．艾沙一九九七年逃離中國，在歐洲獲得政治庇護，二○○六年取得德國公民權。他曾經擔任過世界維吾爾青年議會（World Uyghur Youth Congress）主席，中國則指控他是個恐怖組織「東突解放組織」（East Turkest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ETLO)的副主席。多里坤．艾沙在接受英文 Taipei Times訪問時否認這一點。他說：「我是從中國媒體聽說有這個組織，還說我是它的副主席。」
筆者不能確定多里坤．艾沙說法是否為真，也許ETLO是個真的存在的地下組織，而據Taipei Times指出，當中國要求聯合國和美國把ETLO列為恐怖組織時，都遭到拒絕。更有意思的是，多里坤．艾沙才在三年前來過台灣，二○○六年十月間，「無代表國家及民族組織」（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UNPO）在台灣召開第八屆年會，多里坤．艾沙就是與會代表之一。UNPO是個什麼樣組織？這是一個在一九九一年成立於荷蘭海牙的國際組織，自稱是個「國際性、非暴力與民主的會員組織」，成員包括不被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承認的國家、爭取獨立自治的少數民族或被佔領地區，總計成員約六十個。台灣最早參與這個組織的人，是前民進黨立委張旭成；民進黨執政後成立了「民主基金會」，二○○三年起就由基金會作為台灣與會代表。到現在，UNPO官方網站上的會員名單中還有台灣，而且對台灣有詳盡介紹。
民主基金會是民進黨政府為了突破外交困境成立的半官方組織，與一些國際NGO組織、非邦交國的政治團體進行交流。如今，立法院長王金平可能很尷尬──當年他擔任董事長的民主基金會，居然邀請來一位被現在執政者認為是恐怖份子的貴賓。由這個例子也可以瞭解到，政黨輪替前後，台灣對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的定義有多麼劇烈的轉變。
當年UNPO在台灣召開年會時，沒有人注意到有一個「疆獨恐怖份子」與會，台灣媒體除了自由時報（年會就是在自由時報大樓舉行），主流媒體都沒報導這場會議。當然，多里坤．艾沙也沒有在台灣進行任何恐怖行動。
到底多里坤．艾沙什麼時候被台灣視為恐怖份子？其實並非從這次熱比婭風波開始，而是始於今年六月間、高雄世運會緊鑼密鼓籌辦之際。當時台灣《壹周刊》依國內情治單位的消息來源，報導一個獨家新聞：十五位ETLO的成員化整為零進入台灣，可能要利用世運期間進行恐怖活動，其中包括多里坤．艾沙。這是個烏龍消息，當時多里坤．艾沙根本人在德國。一開始政府單位對這個消息也一頭霧水，連忙否認有恐怖份子入境；但接著，《蘋果日報》引述刑事局國際科指出，中國在十七日透過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發布，把多里坤．艾沙列為紅色通報'(Red Notice) 查捕對象，而且台灣外交部和移民署目前將他境管。
若刑事局的說法正確，那麼中國透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布紅色通報的時間點，就在《壹周刊》獨家新聞出刊的一個禮拜前。隨即情治單位露消息給《壹周刊》，再由刑事局出面承認多里坤．艾沙列被台灣官方境管。這麼巧合的時間點似乎透露出這是場精心安排的戲碼。當時高雄市長陳菊才去北京推銷世運，做為地主也不希望世運發生恐怖暴力，而情治單位又好心提供恐怖份子可能來台攪局的「重要情資」，在野黨也很難婉拒這份好意。
當時也沒有多少人去深究，到底「紅色通報」是什麼東西？多里坤．艾沙是不是恐怖份子？看來光靠「恐怖份子」四個字就很容易嚇倒愛好和平的台灣人民。於是，政府這次面臨熱比婭入境的燙手山芋繼續用這招。內政部長江宜樺基於這個「紅色通報」，宣稱多里坤．艾沙是「國際刑警組織所通令發布的重要國際恐怖組織人物」，他進一步引用《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五款：「有從事恐怖活動之虞」，拒絕多里坤．艾沙入境。不料，江宜樺踢到一個小小的鐵板，而且這個鐵板是國家通訊社中央社竪起的。
江宜樺宣佈不讓多里坤．艾沙入境後，中央社駐日內瓦的記者周盈成，勤快地跑去查Interpol資料，並以電子郵件詢問Interpol新聞室，發現所謂紅色通報「僅是代特定會員國傳播，不代表該組織立場」、「不是一張國際逮捕令」，只是Interpol通知其各會員國：「某一司法當局已對某一個人發布逮捕令」。這個報導引述Interpol的回覆指出：「有的國家把紅色通報視為臨時逮捕的合法請求，這通常是這些國家跟追拿逃犯的國家有雙邊引渡條約，是它們決定逮捕，Interpo不能要求它們這樣做。」依這則新聞可以推測，多里坤．艾沙是Interpol成員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求這個組織把他列為紅色通報。其實這和《蘋果日報》六月底的報導是一致的。
十月二日，民進黨立委管碧玲引述這則中央社新聞質詢行政院長吳敦義與內政部長江宜樺。江宜樺回答，被Interpol列為紅色通報的人「根本就是要逮捕的，已是非常嚴重事情」，他並批評中央社該篇報導「建立在錯誤的認知之上」、並稱中央社記者並非詢問官方發言人，而是透過私人朋友詢問。
中央社是國家通訊社，被內政部長指控發佈「建立在錯誤的認知之上」的新聞，而且採訪方式不專業──說白了，江宜樺在指控中央社發布假新聞。面對這麼嚴重的指控，中央社卻沒有出來澄清，既沒有為「假新聞」倒歉，也沒有為捍衛自己的新聞專業而向部長抗議。外人也無法據此判斷江宜樺的指控是不是事實。還好，Interpol本身的公開資訊提供了答案。
在Interpol官方網站(http://www.interpol.int/)上清楚寫著：「Interpol紅色通告不是國際逮補令」，而是「某一國司法當局位或國際刑事法庭追緝的」。發佈紅色通告是依上述當局要求，以利逮捕或驅逐出境。Interpol還特別指出，如果發現這些列名紅色通告名單上的人，不要和Interpol秘書處連絡，而是和發佈通緝的國家直接連絡。
顯然，中央社記者的認知和Interpol官方網站的說明是一致的。由此大概可以拼湊出一個較完整的圖像：中國宣稱多里坤．艾沙是恐怖組織ETLO副主席，為了不讓他在世運會期間來台，中國向Interpol發佈多里坤．艾沙通緝令，而台灣政府就依中國的主張，也認定他是恐怖分子，拒絕他入境。兩岸配合演出，把Interpol當做工具，這樣就不會讓台灣民眾覺得台北唯北京之命是從。而江宜樺極力否定中央社新聞的正確性，就是不想讓人覺得台灣是在配合中國演出。
原本政府以為把多里坤．艾沙「恐怖化」是一個高招，沒想到反而讓人找到太多漏洞。相對地，政府拒絕熱比婭入境的理由是比較值得深思。江宜樺表示，他從未指控熱比婭是恐怖份子，內政部拒絕熱比婭入境的法律依據是《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三款：外國人「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虞」，入出國移民署得禁止其入國。 「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虞」是個詮釋空間很大的條文，而在熱比婭事件，重點在於「我國利益」這四個字。
面對美國法律學者孔傑榮批評政府拒絕熱比婭理由「荒謬」，吳敦義回應說，不在這塊土地生活、不了解何謂國家利益、不需負責任的人，不應質疑我國政府的決定。台灣的國家利益是什麼？為什麼熱比婭來台會危害台灣的國家利益？很清楚地，對馬英九政府而言，當前台灣國家的核心利益是與中國維持良好的關係。不過，政府卻又沒有能力大聲地為這個「國家利益」辯護，在熱比婭事件上，江宜樺沒有說清楚；而吳敦義在立法院被問到對高雄放映熱比婭記錄片的態度時，還說出：「假如我們做了讓人家不舒服的事，人家自然不願意到這裡來。」這種不得體的話。
國民黨政府陷在一個困境，他們把維持良好的兩岸關係視為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的核心議題，但是自己也很清楚，當你宣稱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就需保障這個國家之所以能獨立存在的國家精神，包括民主、人權、自主、尊嚴，這也是台灣人民在意的；但是當政府面對中國國台辦霸道對台灣內部事務說三道四時，又尷尬地不知所措，不敢挺直腰桿維護主權，甚至反過來指責在野黨搗蛋──國家利益又變成台灣內部政治鬥爭問題。
今年八月間，吳敦義還擔任國民黨秘書長時，談到達賴喇嘛來訪的決策時說，馬英九總統徵詢他是否同意達賴來台時，他表示同意，因為如果不正面回應達賴喇嘛來訪，「馬上就會被政治算計的人批評。」他呼籲「陳菊不要充滿政治算計，不要以為別人看不出來，事實上，大家一眼就看穿、看破陳菊的手腳。」吳敦義的談話就是典型的用內部政治鬥爭來看待國家利益問題。
吳敦義的談話沒分清楚內外之別，但不代表他對在野黨的批評是沒有根據的。在野黨在處理兩岸議題時，的確很多時候是從台灣內部政治利益考慮，給執政黨出難題，讓執政黨失分。這和民進黨執政時，國民黨掌控的立法院全面杯葛民進黨政府外交、國防等關係國家安全與國利益的議案一樣。
民進黨對他們所認為的國家利益到底有沒有一個戰略層面的思考？在陳水扁執政時代，一方面延續李登輝時代「踩紅線」的作法，企圖以不斷試探中國、美國底線，來撐開台灣的空間；在國際遍地烽火、積極尋找可能突破中國封鎖的缺口，上述民主基金會主辦「無代表國家及民族組織」年會就是一個例子。
民進黨執政時代，推動台灣NGO組織與各地區NGO組織合作，對台灣民間而言是有很大意義的，這擴展了台灣民眾的視野、讓台灣人也會去關懷其他地區受到不平等對待人民與團體。不過，人道關懷與現實國際政治上的合作是兩回事。但是像UNPO這種「聯合全世界弱小民族對抗霸權」的作法，對台灣而言到底是不是一個可行而有效的戰略？面對中國崛起的事，期待一個分裂而動盪的中國很快出現，也不是一個理性的預期。
如今民進黨做為在野黨，持平而論，它更沒有資源與能量去擘畫國家利益與願景。對民進黨而言，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選舉，擴大執政版圖，甚至取回中央政權，是個比較實際的作法。因此，在兩岸政策上，民進黨大概也只能批判執政黨的缺失，藉執政黨的失分讓自己得分。也因此，之前外界期待很大的民進黨中國政策辯論，最後無疾而終，這也不讓人意外。
朝野政黨對國家前景想像歧異，部分也反應出台灣社會的歧異，這不是短期可以解決的問題。必須擔心的是，當朝野政黨在國家利益與定位問題上沒有辦法達成共識底線，而不斷地把對外問題轉化為內部政治鬥爭，很容易被一手拿著棍子、一手拿著蘿蔔的中國個個擊破。尤其是從達賴到熱比婭問題上，中國愈來愈細緻的操作手法，証明這種擔憂並非杞人憂天。當台灣朝野與台灣社會沒有共識，而時間與國際客觀條件都對台灣也愈來愈不利，台灣的國家利益恐怕會一天一天被侵蝕殆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