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美同盟時期，雙方於1954年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美國負協防台澎的條約義務，但蔣介石不以此為滿足，他要的是美國政府支持他反攻大陸，如果不能出兵相援，那至少可以提供裝備；如果不能贊同，那至少不要反對。為此，蔣介石千方百計，甚至到半誘半拐的地步：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蔣介石希望挽回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信心，即令面對解放軍極可能一舉解放台灣的壓力，仍在28日迅速地向美方政府提出願意派遣3萬名部隊入韓增援美軍。此舉看似荒謬，但岌岌可危的國民黨政權瞭解，拉住了美國，才會有生機。《共同防禦條約》原文不涵蓋金門與馬祖，但金馬對國民黨政權有反攻大陸的重大政軍意義。因此，儘管美軍再三勸告台北，金馬無險可守，撤兵為佳，但蔣反其道而行，大幅增兵金馬。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機爆發時，金馬兩地已不成比例地駐軍達11萬人。這讓美國政府面臨到兩難局面：若美國放手讓金馬陷共，對台北將是政治與軍事上的嚴重打擊；但美國政府實在也不願意為這幾個小島與中國交戰。最後，雖然美國不惜高調地抬出核子武器來嚇阻中國，在戰術上卻是異常小心深恐護航美軍捲入戰鬥。就台灣的立場，蔣介石的高風險策略確實奏效；但就美國的觀點，擔心被台灣拉進對中戰爭的陰影，從此之後揮之不去。因此，當1963、1965年台灣政府兩度提議反攻大陸並要求美方給予支援時，華府均予以拒絕。
1979年美中建交，華府高層官員為中美關係正常化終於獲致建交成果而彈冠相慶，但對台灣而言，在國家安全上最大盟友的背離所引起的震撼不言而喻。特別是在軍事安全上，台美《共同防禦條約》不復存在，而以《台灣關係法》中「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臺灣的前途之舉，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等模糊的語句來取代原來條約的協防義務。在此之後，台灣必須自行來承擔防禦台灣的任務，在軍事戰略上正式轉向攻守一體的概念，並在反攻大陸與防衛台灣之間開始穩定地朝後者傾斜。而台美雙方儘管沒有軍事上的同盟關係，但仍舊維持包括武器採購、情報交流、教育訓練等密切的軍事合作關係，兩軍將領間更因共同的反共理念而互動頻密。台美在最敏感的軍事合作關係上的深度與廣度，遠非中國所能追及。
而這正是蔣經國對郝柏村前段談話的時空背景。蔣經國一方面用郝柏村推動尖端武器（也包括核武器）的研發，重擬美軍撤台後的軍事戰略，打好自力防衛台灣的軍事基礎；另一方面，加緊對美外交工作，打穩美國國會對台支持的基礎。在內外努力的同時，蔣相信：只要台灣不會被中國一下子打垮，就算沒有條約義務，美國也會出面相助，而這就是「即會有變化」。這樣的政軍戰略是當年台灣能處變不驚自立自強的基石。
兩國之間，利益上的不一致並不罕見；有時，更因立場的不同而根本無法避免衝突。蔣介石不會不知道：美國不樂見到他增兵金馬；蔣經國不會不知道：美國正盯著台灣中科院的武器研發；李登輝總統不會不知道：美國多想看到他打消訪問康乃爾大學的計畫；陳水扁總統不會不知道：美國對台灣舉辦公民投票非常感冒。儘管每個個案內容殊異，但歷任的總統在思考上都先以台灣為本體，然後再設法調和台美關係衝突所造成的損害。他們的相同處在：儘管台灣的國際處境困難，整體戰略結構對台灣的限制極為嚴苛，但從兩蔣到陳水扁都希望，也大部分都做到：作為一個國家的領袖，要能夠發揮台灣自身的能動性，讓國際戰略結構能夠朝向有利台灣的方向改變。戰略是可能的藝術，從兩蔣、李登輝到陳水扁，無不亟思在「即會有變化」的基礎上發揮這種可能，一步一步讓台灣有更多的戰略行動空間。
在2005年後，台灣的三大軍購特別預算案幾已確定觸礁後，有一種講法開始在華府方面傳播開來：台灣沒有自我防衛的決心，一心只想要美國人來幫台灣打仗。三大軍購特別預算案未能過關，當時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固然要概括負責，但在野國民黨的杯葛是主因。2008年馬政府上台後，先是傳出有暫緩軍購之議，惹起一片譁然；而三大軍購中最敏感的潛艦購案，開了兩年會，還是原地打轉。但在國防軍事上，當今執政的馬政府是台灣自1949年以來最不重視國防的一任政府，軍事演習變少了，政治整肅變多了；尖端武器的研發喊停了，親中傾中的腳步加快了。馬政府一廂情願地認為在經濟上依附中國，就可以藉機會極大化，而把中國的軍事威脅極小化。但中方沒有馬這樣的天真情愫，馬執政之後解放軍對台的軍事準備一點都沒有放鬆，這兩年中國導彈部署的數量持續依進度增長，足為明證。在過去沒有任何一位台灣總統執政時會讓民眾對軍隊表現失望，但馬這位三軍統帥在過去兩年在國防上的鬆弛，終於在一場八八水災現形，不僅沖垮了一個國防部長與馬英九的民調，民眾對軍隊的長期信心更是一次付諸流水。
於此同時，兩岸軍力差距持續朝向有利中國方面傾斜，差距逐漸拉開。國內有些人士更是倡言：面對解放軍的質與量優勢，台灣軍力顯無勝算，倒不如專心經營好兩岸關係，省下來的國防預算反而另作經濟發展之用。這種國防無用論的論調，雖然沒有完全變成馬政府的政策，但是在馬政府許多親中傾中的政策背後看得見同樣的思維邏輯。於是，2005年時在華府的說法，這時有了點不同，變得更為尖酸：如果台灣沒打算自我防衛，那美國為何要為台灣犧牲自己的子弟。
這樣的語句傳回台北，一定會讓我們的國安官員聽了很不舒服。但馬政府寧願歸責於他人，也不願自省自己在國防上的怠惰；只會賭氣撂狠話，而不去思考突破戰略環境的束縛。當你的同學挑戰你：「如果你自己不打算好好唸書，我幹嘛要花時間精力來幫你唸書」，如果面對這的質疑的人是兩蔣、李登輝或陳水扁這幾位三軍統帥，大概都會是「我一定好好念給你看」，而保持「一旦念不好再請你幫忙」的可能空間，但我們現在這位怠惰國防的三軍統帥卻是這樣地賭氣回答：「我才不會叫你來幫我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