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8日，馬英九在接受新加坡《海峽時報》和《聯合早報》的專訪時強調，台灣沒有必要仿效新加坡設立貪污調查局或香港的廉政署，「因為台灣有調查局。」但最近因為4位法官集體受賄，馬英九態度大反轉，宣示要成立廉政署。

調查局做不好的事，廉政署就能做得比較好嗎？答案是否定的。構想中的廉政公署和調查局同樣隸屬於法務部，主要人員也是從調查局移撥過去的（再加上法務部政風司的人員）。同樣一批人，同樣的指揮架構，我們對廉政署能有多少期待？

其實，台灣肅貪的問題並不是「不抓」，而是「亂抓」。根據法務部的統計，一般案件遭起訴之後的定罪率是百分之九十五，和先進國家相去不遠，唯獨貪瀆案件的定罪率只有百分之五十五，這表示檢察官每起訴2件貪污案，就有1件被判無罪。這不是檢察官浮濫起訴，把沒有犯罪的人送進法院，就是檢察官蒐證不足，雖然把犯了罪的人起訴，卻沒有足夠的證據去說服法院。

這種胡亂抓的現象，小則讓當事人蒙受名譽損失，大則危及整個政府的效率和國家的競爭力。台灣公務員要擔心隨時會因為一封檢舉信而被起訴，以至於任何有利於民間而有可能被指圖利的事，都可免則免。如此的政府又怎會有效率？更明顯的例子是中研院榮譽院士陳垣崇被檢方指控圖利一案。以陳垣崇在國際醫學界的地位，能屈就微薄的薪資回台貢獻已是台灣人的福分，但台灣的檢調卻僅僅因為一些檢舉函就展開大規模的搜索。如此「回報」方式，不但已讓陳院士心灰意冷，以後也沒有哪個重量級學者敢為台灣做事。

要如何避免檢調單位的個人英雄主義和胡亂辦案？台灣向來強調檢察官應該「獨立辦案」，但許多案件根本超過個別檢察官的能力範圍，而由個別檢察官主導偵查、傳喚、搜索和起訴，更容易產生偏見或濫權。所以，關鍵並不是有沒有廉政公署或調查局，而是能不能讓檢察官和警察機關集體偵查、集體起訴，用集體的力量來遏制個人胡亂辦案的問題。

筆者建議不必另設廉政公署，而要仿效日本的「特搜部制度」，把調查局解散之後，人力編制於各級檢察署的特搜部，下設針對各類重大犯罪的專業部門，由檢察署指揮辦案，而起訴亦由檢察署以集體名義為之。例如數年前大藏省官員集體貪瀆案件，東京地檢署即調派30幾位檢察官共同偵查，特搜部更一次動員數百人員同步執行案情的分析與搜索。在這種集體運作之下，個別檢察官和調查人員沒有濫權的空間，而凡是被起訴的，也都是經過龐大人力蒐證的結果，到了法院幾乎沒有轉圜的空間。這就難怪日本檢察官起訴後的定罪率可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點八一，而如果起訴的案件被判無罪，日本的檢察官也會整整一年抬不起頭來。

總而言之，台灣肅貪的問題本就是亂抓而非不抓。如果為了4名法官貪污就在2天之內決定在調查局之外另設一個廉政署，再讓廉政署和調查局為了爭業績更加胡抓亂抓，這只會讓政府效率更低，讓有志為國家做點事的人更加心灰意冷。日本特搜部的經驗更切合台灣實際，馬英九何不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