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起事件是台灣的保釣人士黃錫麟前往釣魚台水域宣示主權，船上懸掛五星旗，獲得我國海巡署全程護航，引發日本對台灣相關政策的不安。另一件事是台灣新竹科技公司經理、法輪功學員鍾鼎邦，前往中國大陸探親，遭中方以「涉危害公共安全罪及國家安全罪」為由「監視居住」。
這兩件事雖互不相干，卻都反映出台灣現行兩岸政策的矛盾與困境。先不談在政策操作面上，有哪些瑕疵值得檢討，光是最上層的政策邏輯與立場，就出現不少盲點：
首先，從整體大戰略來看，目前政府主張依「和陸、親美、友日」的基調，處理美中日關係。這樣的立場看似四平八穩，但在政策邏輯上，陷入單線思考，忽略美中日關係不全然處於合作狀態的現實。
換言之，當「和陸」與「親美」、「友日」三者之間出現政策矛盾時，台灣該如何自處？該以何者為優先？判定三者優先順序的依據是什麼？或是如何在三者之間維持平衡？這些問題若未事先提出細緻的政策論述及規劃，單靠「和陸、親美、友日」的口號，將讓政府各部門在處理涉及美中日摩擦的議題時（包括釣魚台問題、南海問題、美國重返亞洲、美台軍售），不知所措、無所適從。
以釣魚台問題為例，台灣在堅持主權的同時，應注意美、中、日三邊互動情形。美國已多次公開表示「美日安保條約」適用範圍及於釣魚台，這代表美、日與中國在釣魚台問題上，存在衝突利益。這次台灣海巡署護衛保釣人士懸掛五星旗的船隻，引發台、日海巡單位海上對峙，只怕會造成兩岸聯手對抗日本甚至美國的國際印象。
假如這是台灣方面希望向國際社會傳達的訊息，那政府應向國人說明，此一作法的考量為何？假如台灣不想向外界釋放這樣的訊息，那就該正視「和陸、親美、友日」政策口號的盲點，提出當三者出現摩擦時，如何取捨或維持戰略平衡的構想與作法。
其次，台灣當前的兩岸政策，似乎偏重對「利益」的考量，忽略對「價值」的堅持。追求「利益」固然重要，但「利益」只是國家間的短期結合，會隨時空環境而變動；「價值」則是永續不變，而且是人類社會包含台灣與中國社會進步的動力。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這些基本價值，不僅是台灣社會的共識，也是國際社會的主流。台灣在處理兩岸關係時，不能只談ECFA、陸資來台、貨幣清算機制等「利益」，而輕忽了對人身安全自由、透明法律程序、正當司法救濟等「價值」的維護。
台灣在和對岸互動過程中，除了追求「利益」外，更要強調「價值」，展現台灣與國際主流價值的連結、促成中國和世界接軌，如此才能有所堅持、進退有據，贏得對手尊重。
假如台灣單單強調兩岸交往的利益，甚或疏離國際主流價值，一來可能讓和台灣擁有共同價值的國家，在兩岸發生利益衝突時噤聲；二來台灣可能在兩岸互動中喪失籌碼、處於被動，北京將可透過「利益」的逐步釋放，讓台灣陷入期待中方「讓利」的戰略劣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