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是誰（Who am I？）」，「我從哪裡來（Where did I come from？）」，「要到哪裡去（Where am I going？）」，被視為人類的三大終極哲學問題。觀諸人的一生，前半生往往糾結於「我是誰」，努力證明自己的存在；後半生才比較會慮及其他兩個問題。追索「我從哪裡來」的時候，遑論國族的「大歷史」往往是政權三稜鏡折射後的投影，考驗著我們如何脫出桎梏照見真章，相對個人、家族較缺乏公共性的「微歷史」；社群的「小歷史」則正史少載、無人掌管，常常佚失於荒煙漫草，讓人追索無著。在這虛擬與真實交織、世代與認同紛沓的年代，留存社群先民拓墾肇基的歷史以待來者，允為一個明智之舉！台灣每個族群社群的來源、遷徙、拓墾、流變歷程，每個大小庄頭的開庄論述，都值得留下說法給未來世代！
讓地方史被看見
晚近歷史學界已經逐漸開始將目光從被特定階級掌控話語權之「正史」，轉移到「稗官野史」上。所謂的稗官野史發生在私密的家戶內、被沉默的鄉村間與所有被邊緣化的地區裡，透過一代代口述及家譜傳承至今。關於書寫地方史的重要性，向外的意義是透過改變外界對地方的認知，進而改變地方與外界的關係，我們不再是透過外來者的書寫來了解自己，反而係將文化內傳承下來的所有向外介紹；向內的意義則是，每次貼近常民歷史的嘗試，都讓我們發現新的驚奇藏在被一撇而過的細節當中，這些驚喜可能使我們從全新的視角看待、認同自己的文化。在六堆中的右堆地區，這樣的驚奇正在發生，透過回溯右堆歷史的源頭，我們正在透過舊有的地域疆土建構新的地方認同，從行政區劃到文化劃界，這份認同以右堆為名。
消逝的歷史記憶？右堆歷史的源頭
1683年，從明鄭叛變降清後任為福建水師提督的施琅，率領清軍平定鄭氏王朝，隨後將原明鄭的官民遣返原籍。次年，清廷展開討論是否要保留經營或棄守臺灣。清廷初以台灣為海外彈丸之地擬棄之，但施琅上「台灣棄留利害疏」，主張留臺經營，積極力勸清廷保留此地。最終清廷決定留下臺灣，之後施琅對臺灣的事務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他上奏摺建議朝廷，以粵地多海盜且未脫積習，因此須禁止粵人渡台。然而，這禁令推測是由泉州與潮州海商的利益衝突所致，而非專門針對客家移民。直到1696年施琅去世後，禁令才稍弛。
約在1692年前後，有少數可能是施琅平臺後輪駐結束的客籍軍士，離開府城向南進行墾殖，在台南以南的西部平原留下少數足跡，例如：高雄市北端的路竹鄉誌曾記載邱姓客籍人士築造「客人埤」，該家族還曾留下田畝作為顧墓資酬，且直到民國60年代才遷走先人墳塋。位在今屏東縣萬丹鄉的濫濫庄的墾殖，應該是其中比較有規模且留下後世說法的，且向被認為是後世六堆客家墾拓的濫觴。這些客家移民的開墾訊息傳回粵東，引發了潮州府客家移民對渡臺拓墾的興趣。1698年後，粵籍六堆客家先民陸續來臺開墾，例如長治的邱永鎬，他先於1697年到臺南府城擔任盧林李墾號的職員，1698年後在原雇主支持下成為長治拓墾的領袖。
1698年之後，六堆其他各堆的拓墾活動逐漸展開，而右堆的客家移民則在約1701年前後來到武洛開始拓墾，確切時間點有歧異。當時武洛溪中游一帶是武洛社的勢力範圍，當地原住民以租佃的方式允許漢人拓墾。先民分路開墾，其中右堆客家移民走北線，沿番仔寮溪及隘寮溪間墾殖，甚至北溯武洛溪而上，到達阿里港東面墾成武洛庄。[1]
朱一貴事件催生六堆原型
1721年，臺灣爆發了朱一貴起義，朱一貴為漳州府長樂縣人，起義之初，潮州府海陽縣人杜君英率領潮、閩語系的粵東民工響應。5月1日，朱一貴的部隊攻破臺南府城。此次事件基本上是以語族動員，漳州閩南人為主力，杜君英則帶領了粵東的閩南語系和潮汕語系民工，兩者語言約有7、80%的相通性。[2]朱一貴事件以降，六堆北線右堆的早期開發，無論向東的大路關、向東北的高樹及向北的美濃等地，大都以武洛為起源地。[3]
然而，5月10日，位於下淡水溪東岸的粵東、閩西客語系移民在萬丹社的玄天上帝廟（今元泉寺）舉旗反對朱一貴與杜君英的起事。6月中旬，雙方在淡水溪附近展開對峙，最終客家移民成功守住了家園。滿清政府在平亂後，對當時起義之領導者李直三、侯觀德、劉庚甫、邱永月等授官加祿，旌其里曰「懷忠里」，諭建亭曰「忠義亭」 。[4]此外，客家移民們也發現，這種以地方武裝力量保衛鄉土的自衛行為，既能達成生存目的，又獲得政府嘉許，因此雖事件已結束，客庄代表仍集議認為往後團結有其必要，於是後來在1786年林爽文事變時，將戰鬥時的原本七營改稱為「六堆」，配合平時面對下淡水溪的戰備訓練位置，竹田居中稱為「中堆」；新埤、佳冬在左稱為「左堆」；美濃、高樹在右稱為「右堆」；長治、麟洛在前面稱為「前堆」；內埔在後稱為「後堆」，萬巒則因其統領劉庚輔擔任先鋒，故稱為「先鋒堆」。這是為什麼大部分研究此段歷史的學者皆認同，是這場戰爭最終促成了六堆的組成。在此時間點之前，六堆地區居民也早已因祭祀圈與信仰圈重疊、共同原鄉及文化共性而來往密切，戰爭只是更凝聚眾地區團結，決定成為群體一致向外的節點。
武洛遷出形成散布的大右堆
原武洛庄涵蓋上武洛及下武洛，地名來自該地平埔原住民—鳳山八社之一的武洛社，該區域也是高屏地區六堆中「右堆」的發跡處，來自粵東的客家先民在移民初期租地開墾後，因與周遭閩、原等族群競墾土地、搶奪水源的爭鬥時有發生，1721年朱一貴事變與1732年的吳福生事件更使族群關係雪上加霜，更形敏感。加上當年武洛溪時生洪患，辛勤的開墾成果以三到五年為大致週期就會因遇上大洪而毀於一夕。如此經過三十餘年反覆，1736年客家居民開始向周遭尋求安全宜居的新家園，1736年在瀰濃拓墾、開庄。隔年拓展範圍至龍肚、竹頭背、九芎林，又一年進入高樹，而新威、月眉等庄則是於1742年開庄，右堆逐漸成為六堆之中地域跨距最大者。
隨著大右堆成形，武洛移出人口增加，上武洛規模漸次縮減，右堆組織運作的中心隨著人口遷徙也移動到瀰濃庄。日治時期經引流改道的隘寮溪發生嚴重洪災，此次災情幾乎摧毀上武洛，居民完全遷離，另闢名為庄仔地的新聚落（現里港鄉載興村），[5]上武洛存在過的一切痕跡被無情洗刷，正式宣告廢庄。至此，上武洛成為僅存在於口述歷史中的神秘地名，武洛的歷史由下武洛五百人眾見證並續寫，傳承右堆武洛開基的歷史源流之重責大任也由他們一肩扛起。
從下武洛看小客庄情境
上武洛廢庄後，再遷入者皆非客家籍，使得下武洛在閩客關係敏感之情況下，真實成為里港庄中，唯一被他者包圍的客家聚落。不曾身處如此孤單深入的環境，可能較難理解作為下武洛人在當地的生活、成長、學習經驗的全部，或維持客家母語與認同的難度。[6]在被平埔族與閩庄環繞的艱難處境中，下武洛的客語仍頑強地保留了下來，並混合部分閩南語的語詞與說話習慣，使得語言成為這段遷徙史所留下的另類痕跡。日治時期開始時，六堆為保衛家土，在西部平地武力抗拒日本接收直到最後，戰況轟轟烈烈，六堆組織對原政權的忠烈使其在日治期間被總督府監管而無法有實質運作。國民政府遷臺後未經風土文化調查即開展鄉鎮區劃，右堆被劃分為高屏兩縣，不少小規模客庄因而被獨自與閩南鄉鎮劃為同區，在行政區界內孤立地存在。
回顧過往至今，雖語調稍有變化，然而其客家文化、風俗與聚落建築仍與當年由上武洛遷出的美濃、高樹與大路關等庄維持著微妙的同源樣貌。社會學家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認為一個共享文化傳統的群體只能説是文化的群體，要當他們彼此接觸，這些共有標記被有意識地拿來增進內部團結時，才能算是一個「族群」。這種自覺意識存在與否，是判斷族群存在與否的關鍵要素。[7]
下武洛作為小客庄，不斷維持著客家認同與母語傳承，實屬不易，1948年六堆運動會創辦以來，下武洛被遺忘、排除在六堆之外共七十三年的歲月，首次參加六堆運動會的那刻，他們內心所湧動的情感複雜如麻。重新被認同、理解與涵蓋進六堆，他們作為右堆歷史上深遠的淵源重新被看見，孤立狀態因歷史聯繫而緩解。不僅下武洛，六堆範圍內其他長期被邊緣化的小客家聚落，如雞油樹下、手巾寮、九如玉泉、鹽埔七份子等，也都或多或少表現出這樣的「文化共象」。這些聚落雖然規模小，但他們對客家身份的堅持及其在客家歷史上的位置，卻無疑是六堆文化根基的堅實部分。正如王甫昌於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中所述，臺灣客家族群認同是近代客家人被邊緣化後才出現的新認同。客家人作為長期被邊緣化的群體，更應主動親近及接納群體內更被忽略的客庄，使他們成為人們在理解何謂客家、何謂六堆時，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彼此都是命運共同體也是文化共同體互為主體的一部分。
打造新右堆應對未來
如今，全球化已非趨勢而是現象，客家文化在多種強勢文化進攻下，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母語逐漸消失，傳統文化日漸式微，出現鄉村消滅危機。與其眼看着曾相互扶持的客庄孤立無援、逐一消亡；不如我們重新思考、體現過去六堆組織精神，超越以行政區界為分野，由民間出發來凝聚力量、發起行動，以「大庄牽小庄」的方式重新牽起右堆大家庭的手，重拾右堆作為一個文化共同體的認同，以右堆作為單位思考全球化下客家文化的重振與復甦。這樣重新建構起來的新右堆，將可以是當代公民社會的文化運動平台；承繼過去六堆運作所遵循的「共和」精神，延續六堆先賢過去保鄉衛土使命，轉化而為守護母語、傳承文化、振興地方的新時代任務，為當代的客家社會注入新的活力和希望。
Reference
曾坤木. (2004). 客家夥房之研究---以高樹老庄為例. https://hdl.handle.net/11296/328mcy
林正慧. 六堆客家與清代屏東平原 / 林正慧著. 一版. 臺北市: 遠流, 2008. Print.
陳麗華. (2015). 族群與國家 : 六堆客家認同的形成(1683-1973) / 陳麗華著 (初版).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https://www.fengmin.com.tw/news_detail.php?NewsID=8105&NewsTitle=%E5%8F%B3%E5%A0%86%E6%AD%A6%E6%B4%9B%E9%96%8B%E5%9F%BA%E6%A6%82%E8%A6%81%C2%A0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南投：省文獻會，民國 82 年重印，頁.257。
《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臺灣省文獻會
宋廷棟. (2022, January 3). 右堆武洛開基概要. 鳳鳴廣播電台. https://www.fengmin.com.tw/news_detail.php?NewsID=8105&NewsTitle=%E5%8F%B3%E5%A0%86%E6%AD%A6%E6%B4%9B%E9%96%8B%E5%9F%BA%E6%A6%82%E8%A
[1]曾坤木. (2004). 客家夥房之研究---以高樹老庄為例. https://hdl.handle.net/11296/328mcy
[2]林正慧. 六堆客家與清代屏東平原 / 林正慧著. 一版. 臺北市: 遠流, 2008. Print.
[3]曾坤木. (2004). 客家夥房之研究---以高樹老庄為例. https://hdl.handle.net/11296/328mcy
[4]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南投：省文獻會，民國 82 年重印，頁.257。
[5]《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臺灣省文獻會
[6]宋廷棟. (2022, January 3). 右堆武洛開基概要. 鳳鳴廣播電台. https://www.fengmin.com.tw/news_detail.php?NewsID=8105&NewsTitle=%E5%8F%B3%E5%A0%86%E6%AD%A6%E6%B4%9B%E9%96%8B%E5%9F%BA%E6%A6%82%E8%A
[7]陳麗華. (2015). 族群與國家 : 六堆客家認同的形成(1683-1973) / 陳麗華著 (初版).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作者 宋廷棟 為成功大學台文系博士候選人、周宛霓 為台灣大學社會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