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當大型敘事失效時，青年如何開始行動？
當前的台灣，幾乎所有與地方發展有關的政策倡議，都已將「青年」視為不可或缺的行動主體。從國發會的「地方創生青年培力工作站」、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的「Changemaker計畫」，到文化部的「青年村落文化行動」，政府部門陸續釋出資源、鬆綁補助機制，讓青年能以更大的彈性走入地方、參與公眾事務。這些政策轉向，代表著一種積極回應的態度：理解青年對於未來的不確定，也願意在制度上提供可實驗的空間。
然而，在這片資源日益充沛的政策景觀中，許多實際投入地方行動的青年，仍面臨著難以言喻的壓力與焦慮。他們渴望參與，也願意實踐，但同時也意識到自身往往難以形塑出足以撼動社會結構的大型敘事。面對複雜的地方政治脈絡、城鄉資源落差與人口結構變化，行動者的理想經常需要在體制的邏輯與地方現實之間反覆調適。在這樣的處境下，一種更為務實且具備適應性的實踐策略開始浮現──從最小可行的規模出發，以漣漪方式逐步拓展社會影響力。
這正是本文所要討論的重點：在大型敘事難以被召喚的時代，行動者如何在夾縫中逐步展開變革工作。透過回顧地方創生政策的發展脈絡，檢視青年參與的角色轉變，我們將進一步分析社會實踐如何從對抗式行動，轉向與體制對話的參與式策略，並提出「演變式行動」作為當前社會條件下的一種回應方式。這套方法論不試圖取代既有政策，而是為青年行動者提供一種更具延展性與持續性的實踐框架，協助他們在有限條件中，持續創造真實而具韌性的社會影響。
一、政策轉型與青年實踐的交界地帶
當代地方行動之所以難以建立宏大敘事，不僅是因為社會共識難尋，更與治理邏輯與資源結構的深層轉變有關。台灣自1990年代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以來，國家對地方的角色期待歷經多次轉型：從強調文化復振與居民參與的草根實踐，逐步過渡至涵蓋人口回流、產業發展與區域治理的「地方創生」政策體系。2017年行政院正式將地方創生納入國家發展策略，並由國發會、文化部、農業部、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等單位分別推動青年培力、村落行動、農村再生與社區實驗計畫，構築出一套鼓勵青年深耕地方的政策網絡。
這樣的發展一方面擴大了地方資源的可及性，也提升了青年進入公共領域的可能性。然而，政策支持的強化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參與的內涵逐漸從「賦權與共構」轉為「任務與執行」，青年在進入政策場域後，往往需扮演資源申請者、方案執行者的角色，難以掌握主導權或提出屬於自己的敘事。再者，各部會政策雖各具特色，但整合度有限，行政負擔與評鑑邏輯使實踐過程愈形技術化。最重要的是，地方政治結構仍深具影響力，行動者需在地方網絡、非正式規則與政策資源之間反覆調適，使實踐難以全然自由開展。
在這樣的環境中，青年所面對的不僅是資源稀缺的挑戰，更是一種角色上的模糊與焦慮。他們一方面被政策鼓勵進入地方，成為「改變的力量」，另一方面又需回應政策語言所建構的行動想像。對某些人而言，這樣的框架創造了實驗場域；對另一些人來說，則可能意味著「模範化」與「被工具化」的風險。
這種張力也反映出社會運動策略的演變。在當代社會中，傳統以對抗為主的行動模式面臨許多挑戰。高度分眾化的社會結構、演算法驅動的公共輿論，以及政府治理能力的進化，使得大型集體動員愈發困難，反而需要更細緻地進行制度對話與策略布局。公私協力、參與式治理、社會創新等成為新一代行動者的重要工具，透過制度內部的彈性空間，嘗試嵌入不同價值與敘事。但這樣的合作模式也引發反思：當行動愈趨制度化、指標化，其批判性與公共性是否也逐漸被稀釋？
因此，問題並不在於是否與體制合作，而是如何在體制邏輯與地方現實之間，尋找一種具備靈活性、延展性與倫理張力的行動方式。在許多地方實踐中，青年已逐漸發展出一套面對現實限制而不失主體性的行動語法：不再尋求一體適用的典範敘事，而是以細微的、微型的、可滲透的方式逐步推進改變。他們在政策允許的行動邊界內，創造日常中的議題轉譯與價值重構，不追求短期成效的曝光，而著眼於長期互信的耕耘與地方關係的重組。
這些策略，或許未能立即轉化為宏大論述，卻更符合當代治理場域中「漸進改變」的可行性。它們不直接對抗，也不盲目服從，而是在制度與行動者之間維持一種動態張力。也正是在這樣的策略中，我們看見了「演變式行動」方法論的出場位置——下一節將從方法角度說明，這種以最小可行性為基礎、結合模組化與結構轉化的行動方式，如何成為青年在地方實踐中回應結構限制、延續公共性的可行解方。
二、從最小可行性開始：演變式行動的策略與倫理
在地方實踐中，青年行動者不斷面臨兩種相反卻並存的張力：一方面，國家政策積極鼓勵青年進入公共領域，「創生青年」、「地方創客」、「改變行動者」等詞彙輪番出現，形塑出一套以創新、永續、返鄉為核心的價值敘事；另一方面，這些高度聚焦的政策語彙，也無形中劃出了「合格實踐者」的範本輪廓。當青年面對的是具既定期望的參與結構，甚至需要學會說政策的語言才能獲得行動資源，那些無法或不願配合這種語言的人，便可能被邊緣化、沉默化，甚至開始懷疑自身行動的價值。
這樣的情況在某些區域更為顯著。尤其在治理結構長期穩定、社會網絡高度內聚的地區，公共資源的運作與話語空間經常受到非正式規則所影響。對青年而言，即便政策強調「進入地方」、「服務社區」、「打造特色」，實際操作上仍常遇見複雜的文化默契與地方節奏，讓許多初始的理想與規劃在落地階段顯得格外艱難。在這樣的條件下，行動者所需要的，不是一套制式化的對策，而是一種能與地方現實共存、循序漸進的行動策略。
「演變式行動」便是應對此種條件下所發展的實踐方法論。它不以宏大敘事為出發點，而是選擇從最小可行性（Minimum Viable Experiment, MVE）著手，以低風險、可持續的小規模行動，逐步累積社會關係與公共信任。這樣的策略不僅是資源使用的審慎選擇，更是一種回應青年焦慮與政策現實落差的倫理實踐。當大型敘事難以承接具體行動時，這些微型測試便成為探索方向、凝聚社群、重構關係的重要起點。
這類行動多以「輕盈進場」的形式出現：透過模仿政策結構與行政語彙，行動者取得行動的基本合法性與空間認可；而在實際執行中，則逐步引入具有差異性的實踐內容與組織邏輯，進而產生深層的在地轉化。這種策略性佈局，正是異化技術（Alienation Techniques）的展現。舉例而言，行動者可能利用補助計畫進行常規型文化活動，但在執行中融入對在地歷史的重新敘述、對日常空間的再感知、或是對公共參與的創新設計，藉由這些看似日常的細節，重新導入多元價值與社群想像。
另一方面，模組化設計則是演變式行動的第二個關鍵特徵。每一個行動單元都被視為可調整、可重組的模組，因而能根據不同地方的特性、居民的需求與政策的方向，靈活適應。像是一場看似尋常的市集，背後其實是由多個獨立模組構成：物物交換、植物導覽、共享料理、空間佈置、甚至是手作教學。這些模組既可獨立存在，也可組合擴展，讓行動不需仰賴單一資源或一次性計畫，即能自然長出發展的脈絡。
更關鍵的，是「生命週期思維」的導入，讓行動具備從啟動、測試、擴展、融入、轉型甚至有機退場的彈性能力。這樣的規劃不僅強化了實踐的續航力，也降低了行動被「政策時效性」或「年度成果框架」所侷限的風險。行動者能在不同階段調整目標與角色，甚至於不焦慮於自己生命階段變遷而無法持續行動，在保有彈性的同時，也能確保價值的連續性與社群的黏著力，乃至於避免成為新的權力壟斷。
在某些條件複雜的場域中，這類微型實踐策略可能被視為不具政治性，甚至顯得過於溫和。然而，若從長期的地方轉變觀點來看，這些日常中的實驗，正是一種溫潤且深耕的社會介入方式。當行動者持續在文化活動中安排記憶重組，在空間使用中引入共治模式，在政策架構下注入社群治理的新語言，整體社會結構的能動性與回應力其實正在悄悄增強——不是強行重塑，而是內在重編。
這些策略也回應了政策場域中「範本化」的風險。當公共資源配置逐漸傾向可預測的成功模型時，反而可能排擠那些不擅自我包裝、不熟悉政策術語、或以非典型方式行動的青年。演變式行動所提供的價值，不只是為制度供給更多創新案例，更重要的是，讓更多普通青年——不具資源優勢、不處於中心位置——也能在自己的生活半徑內找回實踐的可能性。他們的行動或許不起眼，卻有機地參與了地方的日常重組，也重塑了我們對「公共」的想像。
最終，演變式行動並非退讓於制度，也非拒絕合作，而是一種在現實條件下的策略性對話與結構性回應。它讓社會實踐不再只是口號或例外，而是逐漸成為一種可以擴展的文化技術，一種再地方化的公共參與形式。在全球高度不確定的未來中，這類具備彈性、韌性與內生性的行動，或許正是我們建構下一階段民主實踐與地方治理的新基礎。
三、以微行動重啟地方治理的公共感知：洗垢藝
苗栗市的「洗垢藝」行動，是近年由青年以小規模方式介入公共議題、進而觸發多層次變化的重要實例。此案由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Changemaker 計畫與文化部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補助支持，具體回應了當前政策從核銷制轉向獎助制所釋放的實驗空間，呈現出「最小可行性」如何成為實踐社會設計與地方治理的起點。
行動起源於苗栗市中心一段長期被忽視的水圳。透過實地觀察與社區訪談，青年團隊發現水圳已遭生活污水污染，且多數居民對其現況視而不見。然而，這條水圳歷史上曾是農業灌溉命脈，承載地方記憶與生活脈動。於是，團隊決定不訴諸高資源方案，而以「反向塗鴉」技術清洗水圳牆面，以水圳水作為媒介，呈現魚群圖像，喚醒社會對水體的感知與想像。
這項行動在技術上極為簡潔：僅花費30分鐘與2000元預算，便完成第一件作品。但其後續影響卻遠遠超過預期。民眾因圖像駐足、媒體報導引發關注，地方政府也開始主動了解水圳狀況，並逐步將相關空間納入城市改造規劃。後續更與社區、學校、藝術家協作，串連清潔、環境教育、親子共創、音樂活動，形成橫跨多領域的實踐網絡，進而引發公共政策與地方治理層面的延伸對話。
此案的關鍵，在於其行動策略精準對應前述結構轉型下的青年困境。它以政策語言為起點，獲得初始支持，並在合法範圍內導入異化技術，改變公眾對空間與環境的認知。進一步透過模組化設計，將簡易技術轉化為可重組的行動單元，得以隨不同場域擴展為社群共創、議題導入、教育實驗等應用，例如與苗栗高中、苗栗市公所、家扶基金會等對接為課程與活動。此外，行動團隊亦主動與在地民代對話，尋求政治與治理端的接觸點，使原本的微型行動得以進入政策場域，影響公有館舍活化使用水圳意象，形成由下而上的滲透與轉化。
「洗垢藝」並未將自身定位為單一成果導向的專案，而是視為推動思維變革的觸媒，強調行動如何觸發新的社會關係與公共想像。這不僅體現了SDGs多項目標（如清潔水源、永續城鄉、責任生產、夥伴關係）的實踐精神，也提供了未來地方創生與青年政策相互對話的範例。
結語：在縫隙中長出的未來行動
當代的青年地方實踐，早已超越了對抗與歸順的二分法，也不再依賴單一敘事的召喚。正是在這個「不可革命、不可歸順」的過渡時代，行動者轉而尋找縫隙中的可能，以最小的形式啟動最大的想像，從微小的介入中，逐步撼動結構性的堅壁。本文提出的「演變式行動」正是一種呼應這種條件下的策略性實踐模式，其核心意義不在於取代政策，也不在於主張另類體制，而是在各種治理語言之間，發展出一套具備對話力與行動力的微型實踐邏輯。
案例中的苗栗水圳行動，雖非大型專案，卻清楚展現了這樣一種可能性：當行動者得以在最小可行性中測試、在模組化中擴展、在結構中異化、並於生命週期中自我調節時，地方的變革不再仰賴單一計畫的導入，而是一種隨時可啟動、可複製、可重組的社會韌性累積過程。這也指出了一個重要的前提——青年並不是等待政策推演的被動角色，而是在制度與生活之間不斷設計新社會肌理的共構者。
長期以來，公共政策常傾向於以可量化、可評比的成果作為施政依據，這無疑促成了行動效率與資源集中，但也可能侷限了行動的多元性與過程價值。當代公共政策的挑戰，不只是要提升施政成效，更要思考如何設計出允許實驗、容許失敗、並可自然退場的「可再生制度結構」。例如，延續近年獎助制的彈性設計，可進一步發展出階段性支持架構，讓地方實踐得以在初始、中程、轉型與再生之間，有更多的策略選擇與倫理支持。
此外，演變式行動所關注的並非「地方創生者」作為一種職業身份，而是一種民主日常的行動方式。正如 ESG 已不再是企業的附加項目，而是企業治理的核心指標，地方的未來也不應只交由少數實踐者背負，而需回歸到全民參與、跨域共構的公共基礎之中。這意味著「地方創生」不該是一種範本，而是一種共通能力的培養目標——一種鼓勵每位公民、每個組織，皆能在生活所及之處參與公共事務的文化實踐。
放眼國際，如日本在後震災時期強調「地域自立圏」的構築，或韓國以「生活政治」思維重構社區治理模式，都顯示出一個趨勢：未來的地方治理，勢必從大型治理轉向分布式的協作網絡。台灣若能進一步完善支持實驗型行動的制度結構，並承認微小行動的社會價值，則將有機會成為亞洲地區最具前瞻性的公民參與實驗場。
總之，在這個不確定性日益增高的時代，真正重要的不是如何複製成功範例，而是如何設計出一種容納多樣性、鼓勵試錯與累積能量的制度場域。演變式行動提供的，不僅是一套策略語言，更是一種重新定義「改變」的方法。未來的地方，不只是由誰來創生，而是我們如何一起定義地方，以及我們選擇如何參與。這才是一個民主社會真正永續的基礎。
作者 陳建成 為懂栗嗨聯盟發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