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racy has to be born anew every generation, and education is its midwife.
~~ Dewey 1899
十月十五日週四晚間六點半，於台大第二活動中心集思國際會議廳，台大大陸問題研究社、台大意識報社以及台大濁水溪社聯合舉辦了《愛的十個條件》校園放映會。活動的電影票不到幾天就全數發完。當天氣氛十分熱烈，現場湧入五六百人，還有高中生成群結隊前來觀賞。
而映後座談會邀請了中研院政治所研究員徐斯儉老師、台大社會系范雲老師、輔大法律系吳豪人老師及我來擔任電影與談人，分別從中國因素、人權、性別及政治思想的角度來談熱比婭事件，觀眾們亦於座談中踴躍發言，整場活動就彷彿一次跨世代間的民主教育。以下我將從參與者的角度記錄這場座談會的討論過程：
徐斯儉：中國黨國資本主義的成功
徐斯儉老師表示，看完這部電影後在感情上的衝擊是相當大的，因為他在讀大學的時候，台灣還不民主，有社團學長就曾受到威權體制的迫害，他對於那個時代的政治恐怖印象很深。
雖然台灣後來民主化了，但徐老師認為「最近在生活中，那種恐怖的感覺卻又回來了」，從陳雲林來台，野草莓學運之後，他在中研院都開始感受到被關切的壓力。
「台灣民主是上一輩人付出多少代價爭取來的，如今那種恐怖的感覺憑什麼又回來了呢，這令我非常憤怒！」；「跟各位提醒，自由是可貴的，今天大家可以在這裡拿麥克風自由講話不是理所當然的。自由是要守護的，民主是我們大家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隨時會有人把它拿走」徐斯儉老師語重心長地提醒到。
徐老師接著指出，這兩年中國所出現的少數民族反抗不只是民族問題，而且是對中國黨國資本主義的一種反彈。現在漢人蜂擁進入新疆或西藏工作經商，已經不是中國共產黨命令他們前去，也不再是像「中國新疆建設兵團」那種政權主導的殖民政策，現在這些漢人移民去那邊是追逐自己的利益。而這是黨國資本主義所操縱出來的經濟機會，只有和黨國有關的人才有機會獲得這些經濟利益。這個黨國資本主義有兩個特性：第一，它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徵；第二，它背後有一個以漢人為文化中心的國族主義在支撐，雖然一般人可能不容易意識到，但政府是非常有意識的。現在是國家力量與資本力量結合起來去改變這些少數民族地區，甚至這種剝削與壓迫也存在於漢人社會。
「這個黨國資本主義太厲害，太成功了，而且它的力量正在上升，會繼續成功下去，在這個主導邏輯下我們是不可能期待中國政府改變它的少數民族政策的」，「面對中國的黨國資本主義，不只日本、韓國要低頭，連歐巴馬都得低頭」徐斯儉悲觀地表示。
徐斯儉認為，「台灣和熱比婭所要面對的力量是一樣的，而這場仗不容易打，這個時代要守護民主和我們那個時代不一樣，但我並不是反中國，因為中國自己社會的底層人民也受到黨國資本主義壓迫」
吳豪人：台灣做為民主國家的地位正在流失
吳豪人老師認為，當我們知道在遠方有人正在為自由奮鬥，甚至被污名化時，很自然地就會因為義憤而去支持這些人，去講真話。從國際人權的角度來看，任何人都不能不支持熱比婭，這是做為一個人的基本義務。
「那些反抗中國的人，如達賴喇嘛和熱比婭，在道德上都遠遠勝過那些指責他們是恐怖主義的人」，然而吳豪人老師指出，自從中國崛起之後，日本、南韓、台灣的人權都開始往下掉。這些國家為了賺中國的錢，就開始配合中國政府，把自己好不容易獲得的人權一點一點地放棄，要降到跟中國一樣的標準，準備為帝國服務。吳老師沉痛地問到：「你猜馬政府下一個會拒絕什麼人？」
「台灣到底算民主還是不民主？我們好像有了民主，可是我們的民主很脆弱，從達賴事件到熱比婭事件，台灣做為民主國家的地位正在一步一步地喪失」，吳老師認為這是因為台灣的轉型正義並未完成，以致於許多不義現在都批著正義的外衣在進行，政府現在做每件事都可以說自己已獲得人民授權，有獲得選票，但他們其實都在把民主法治空洞化，變成一種戲法。一方面馬總統簽署了兩大國際人權公約，另一方面內政部長又可以說集遊法「再批評乾脆不要修」。「這其實非常後現代！批著人權的外衣去做壞事，這根本是詐術！」吳老師說到。
吳豪人老師甚至覺得現在已經開始出現知識份子的「寒蟬效應」，對於不對的事大家不敢講，沒有人敢出面。吳豪人老師更批評到，台灣一些自稱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很喜愛批判台灣民族主義，然而一碰上中國民族主義時卻都不講話了。
「所以這部電影看完之後，我們不是要同情支持，而是要反省，要知道羞恥」，「不想當主人卻想當奴才的態度，會使得台灣淪陷掉」，吳豪人老師認為台灣由於公民教育仍然不足，每個人身上都還可能殘留著舊威權的遺緒，因此他說：「要除魅必須先從自己做起！」。
林竣達：當江老師遇上江部長
我從江老師過去的授課及作著中得知，在江宜樺老師的生命經驗中，美麗島事件對他曾產生重大影響，年輕時代的他對國民黨的威權體制深深反感，江老師這樣描述那時候的自己：「渴望解脫的衝動變成了實現自由的理想。我在心裡對自己講：我將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以畢生的精力研究自由主義，促使我的國家成為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
不過江老師的自由主義並不是普通的自由主義，我將老師的政治思想初步歸納成十點：1、江老師反對決斷論式、敵友劃分式的政治，主張講理的、協商溝通的、、追求公共利益的政治；2、江老師的自由主義是朝儒家倫理及台灣特殊現實條件修正的，一方面堅持個人自主性、權利、憲政主義、民主程序、私有財產制與市場經濟等概念，另一方面則強調特殊主義；反對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並承認共善的存在；3、主張價值多元衝突論：並不是所有的善，都可以相容融貫；4、重視實踐，這是亞里斯多德-Hannah Arendt的思想傳統；5、強調韋伯的責任倫理：重視行動的後果與代價；6、不相信歷史必然性；7、有條件接受台灣民族主義：國家如在危急存亡之秋才可訴諸民族主義式的動員；8、著重台灣本土歷史脈絡；9、反對操弄族群衝突：他認為不碰族群問題就是最好的處理；族群問題將會愈來愈消減；10、重視公民教育：更強調斯多葛-康德式的「世界公民」（強調多元文化教育）而非「一國公民」（強調本國文化制度、自我中心）。
然而江老師在成為江部長後，上述政治思想的視野淡化了，技術性的瑣碎知識卻反被突顯；老師著重同理對話的面向淡化了，強勢決斷的面向開始突顯。江老師的自由主義也開始從追求諸多美好價值，退化成「不讓人民害怕」的恐懼的自由主義（the liberalism of fear）。
而江部長在這次熱比婭事件中的決策，在價值上捨棄「自由」而選擇了「安全」，並竟依據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和吉爾吉斯四國的片面說法，就將多里坤．艾沙（DolkunIsa）認定為恐怖分子，還將此延伸成禁止熱比婭來的理由。這種在推論過程上具有重重問題，對恐怖份子粗糙的認定程序，不但有可能擴大政府濫權的情形，違背憲政主義的法治精神，更可能進一步損傷自由主義政治價值的公信力，使得價值相對主義興起。這些江部長強勢決策可能帶來的後果，恐怕都不會是江老師所支持的。
我認為「當前台灣自由主義必須嚴肅面對權力與恐懼的挑戰，康德就曾指出『權力之擁有必然會腐蝕理性的自由判斷』；而恐懼則是一把危險的雙面刃，因為它太好用了，很有可能會成為被政府濫用的政治工具。」
范雲：在父權縫隙中反抗強權的女性主義者
范雲老師認為從女性角度來看，熱比婭不只是一位有勇氣、有智慧的鬥士，熱比婭更是一位女性主義者。熱比婭幾乎經歷了一個女人可以遇到的最壞困境：沒有受教育、貧窮、離婚、坐牢、子女被政治綁架，但她卻用她獨特的方式走了一條偏離傳統父權的道路。
「作為一位女性在面對生命中很多逆境的時候，熱比婭其實可以選擇順從，因為不順從的代價其實很高的，可是熱比婭在每個關卡都沒有選擇順從」，「她用盡了所有力量在父權的縫隙中去反抗強權」范雲說到。
「中國政府其實是用非常父權的方式來面對熱比婭，方法就是恐嚇她，讓她感受到『恐懼』，女性主義社會學家Allan Johnson就提到，父權體制能夠維續下去的機制，就是讓每一位男性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種恐懼跟控制的循環當中，因為我們恐懼，所以要不斷地去奪取權力和資源才能控制」，然而面對中國，熱比婭所展現的是一種「無懼的精神」，范雲老師認為只有靠這種無懼的態度才可以破解父權體制邏輯，也正因為如此，中國政府才會這麼害怕這部影片。
范雲表示，「熱比婭在性別和國族的雙重壓迫下，她都選擇反抗，選擇阻力比較大的路，爭取她的民族的集體自主性。因此面對這部影片，如果我們選擇噤聲，我們就是選擇站在強權的那一邊。今天在台灣，我們很多女性也在致力於拆解父權違建的工作，我呼籲我們可以回應的方式就是，讓更多的人在強權的壓力下仍選擇要看她的故事，用『看她的故事』的方式來向她致敬，我們也應該學習她的『無懼的精神』，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守護得來不易的民主，用性別、族群和社會正義的方式繼續深化我們的民主」
范雲老師也指出電影中有一個翻譯翻得不好，「當熱比婭對她先生說：『I am going to marry you』，這應該要翻成『我要娶你』，而不是『我要嫁給你』」，范雲提到最近在台大教女性主義的課程時，有一群同學就提到最近伊莎貝爾十二星座的求婚廣告太父權了，裡面都只有男生跟女生求婚，他們打算重新拍十二個女生跟男生求婚的短片，「那其中一個故事已經找到啦，我們可以去查查熱比婭是什麼星座的」范雲笑著說到。
觀眾心得：對自由、民主、族群與性別的反省
政大台史所李福鐘老師在台下也呼應了徐老師和吳老師的憤怒，他提到最近天安門學運參與者王丹要來台灣教書，卻受到陸委會百般刁難，簽證差點拿不到。李福鐘老師表示，他開始懷疑這樣的國家是不是還能讓他感到驕傲。
一位台大科法所的同學則認為，當日本、南韓人權開始倒退的時候，德國卻還是能大力支持人權，這是因為他們經歷過二戰慘痛的經驗，他很不希望人類社會非得痛過才知道自由的可貴。另一位陽明生科的學生則表示，除了樸素的正義感外，每個人應該每天都去反省「什麼樣的生活才是我想要的」，才能突破政府後現代式的詐術。吳豪人老師則回應指出，我們應該要創造更多「敢說國王沒有穿新衣的小孩」。
有一位同學提到台灣其實比新加坡可愛，因為我們國家內的不同族群之間相處得十分融洽。但吳豪人老師則認為這次莫拉克風災，原住民被強制遷村、不受尊重，仍然顯示台灣還存在族群問題。一位歷史系的同學則表示，台灣族群間的衝突和傷痕之所以還會存在，是因為轉型正義這個根本性的問題還沒有被解決。
而范雲老師認為，民主的理想是讓每個人都有一樣的機會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但事實上在不同族群身份、語言使用、性別、性取向、階級之間，仍然還未擁有平等的發言機會，也沒有擁有一樣的參與機會。因此雖然自由民主已成為台灣不同政黨間的共同口號，但真正的問題會出在當自由民主遇到其他價值的時候，我們怎麼去安排順位，以高雄電影節的例子來講，如果因為中國觀光客不來而會影響經濟發展時，我們要不要犧牲自由民主；或者說我們是不是要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大陸配偶的公民權。「這類排序的問題，台灣社會還沒有一套清楚的原則」范雲提到。
台大社工所的一位學生則問到：「要怎麼說服一位三餐不繼的人，去堅持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呢？是不是要先填飽肚子再來講自由民主？」，但另一位歷史系的同學則認為「我們人之所以為人，必須要有精神性、價值上的滿足，不能用『拼經濟』來否定這些價值」
徐斯儉老師回應到，「人的三餐不繼和豬的三餐不繼有什麼差別？」，他認為差別在於人要去解決三餐不繼的問題時，會知道方法不只一種，因此最可怕的就是有人告訴你「只有一種方法」，那就是把人變成動物。中國政府現在常會說中國最重要的人權是「生存權」，但資料顯示目前中國人口中營養不良的比例其實非常低，現在都是政府在說人民只想吃飽，但人民已經吃飽了。吳豪人也認為民主自由和填飽肚子的二分法是偽命題，「有人問你要愛A好還是愛B好？那我還可以去愛C阿，這都是有人給你錯誤的前題，逼你二選一」。范雲老師則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問題，「如果今天我們社會只有一百元的時候，我們在決定到底該先餵飽誰的時候？政府卻決定先餵飽自己，那你會不會希望有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以及可以和平改變政府決策的權利？」
一位中文系的學生說到，看完這部電影很像看完【不願面對的真相】，內心有很多衝突，可是面對全球暖化問題，每個人或許還可以從自己生活開始改變，但對於熱比婭的問題，我們一般人能改變政府官員的決策嗎，「我很不希望看完電影很震撼，但睡完一覺隔天又回復原來的生活，又都一點感覺都沒有。最基本我們可以從那邊做起呢？」
范雲老師則建議學生應該可以多參加一些社團或社會運動，她覺得年輕一代的學生們很會發言和論述，但卻還沒學會托克維爾所說的：「結社是民主的科學」，她認為「只有當我們學習怎樣組織起來，世界才可能改變」，我也認為「自己也曾希望江老師可以一直監督著現實江部長，不過這樣的想法似乎太天真太蛋頭了，在民主社會裡要影響公共政策，還是需要積極的壓力團體採取行動才行。」
後記
由於現場觀眾發言踴躍，整個活動比預計晚了半小時才結束。
活動結束後，有一位東北來的中國學生跑來找我們討論，他沉重地告訴我們，「這部片如果在中國內部放，一定會讓更多人死，因為維吾爾人看了會非常激動，會開始跟漢族抗爭，到時候熱比婭的浪漫愛情故事，只會給中國人民帶來更大的災難....」他還認為目前漢人對於維吾爾人所享有的特殊優惠都很不滿，例如他們可以配刀進入公共場合、考試加分之類的....他的態度誠懇，急切地想要說服我們，針對他有問題的推論我們也很想說服他，但在討論之後才發現我們雙方所立基的資訊，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及隔閡。由此經驗來看，讓更多真相浮現在公共領域，掃除台灣及中國人民對維吾爾問題錯誤的認識與迷思，恐怕是未來台灣有志之士所要踏出的第一步。
